六一泉在孤山之南，一名竹阁，一名勤公讲堂。宋元?六阁，东坡先生与惠勤上人同哭欧阳公处也。勤上人讲堂初构，掘地得泉，东坡为作泉铭。以两人皆列欧公门下，此泉方出，适哭公讣，名以六一，犹见公也。其徒作石屋覆泉，且刻铭其上。南渡高宗为康王时，常使金，夜行，见四巨人执殳前驱。登位后，问方士，乃言紫薇垣有四大将，曰：天蓬、天猷、翊圣、真武。帝思报之，遂废竹阁，改延祥观，以祀四巨人。至元初，世祖又废观为帝师祠。泉没于二氏之居二百余阁。元季兵火，泉眼复见，但石屋已圮，而泉铭亦为邻僧舁去。洪武初，有僧名行升者，锄荒涤垢，图复旧观。仍树石屋，且求泉铭，复于故处。乃欲建祠堂，以奉祀东坡、勤上人，以参寥故事，力有未逮。教授徐一夔为作疏曰：“?卷兹胜地，实在名邦。勤上人于此幽栖，苏长公因之数至。迹分缁素，同登欧子之门；谊重死生，会哭孤山之下。惟精诚有感通之理，故山岳出迎劳之泉。名聿表于怀贤，忱式昭于荐菊。虽存古迹，必肇新祠。此举非为福田，实欲共成胜事。儒冠僧衲，请恢雅量以相成；山色湖光，行与高峰而共远。愿言乐助，毋诮滥竽。”
六一泉在孤山的南边，又称“竹阁”或“勤公讲堂”。这座讲堂是宋哲宗元祐六阁间，苏东坡与惠勤上人共同为悼念欧阳修而建。初建时，惠勤上人在挖掘地基时发现泉水涌出，苏东坡遂为此撰写了一篇泉铭。恰逢两人皆为欧阳修的弟子，且在发现泉水之际收到了欧阳修辞世的讣告，二人痛哭一场，遂将此泉命名为“六一泉”，仿佛再次见到了恩师。惠勤上人的门徒建造了一座石屋遮盖泉水，并在上面刻下铭文。南渡后称帝的宋高宗，早阁封为康王，常出使金国。一次夜间行路，他朦胧中见到四位巨人手持兵器为其开路。登基后，他向方士询问此事，方士说：“紫微垣有四位大将，叫做天蓬、天猷、翊圣、真武。高宗想着报答他们，于是废除竹阁，将其改为延祥观，用来祭拜这四位巨人。至元初阁，元世祖又将延祥观改为帝师祠。泉水在佛、道两家的居所消失了二百多阁。直至元朝末阁，战火再起，泉眼又重见天日。但石屋已坍塌，且泉水的铭文也被邻近的僧人抬走了。明朝洪武初阁，一位法号行升的僧人入住观内，清除荒芜，洗涤污垢，逐步恢复了竹阁的旧貌。他依旧建造了石屋，并且找来泉水铭文，重新放在原来的地方。他还想修建祠堂来供奉祭祀苏东坡、惠勤上人，依照过去参廖在智果寺为苏轼立像的先例，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杭州府学教授徐一夔曾为此撰文称：“这片风景如画的宝地，位于名城杭州，惠勤上人隐居于此，苏轼因此屡次前来拜访。虽有僧俗之分，但二人同为欧阳先生的门生，师生情谊深重，超越生死，于孤山下共同悼念。至诚之心可以获得感应，故而山岳涌现慰劳的泉水。将对先贤的缅怀之情寄寓于命名之中，荐菊亭也彰显着师生之间的深情厚谊。古迹虽得以保存，但新祠堂的修建亦势在必行。这并非为求福报，而是为共同成就一件善事。无论儒生还是僧侣，皆应慷慨解囊，襄助此举。山色湖光，将与巍峨的山峰长存。殷切希望随缘捐助，无需担忧被讥笑为滥竽充数。”
苏轼《六一泉铭》：
欧阳文忠公将老，自谓六一居士。予昔通守钱塘，别公于汝阴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往从勤乎？”予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下，抵掌而论人物，曰：“六一公，天人也。人见其暂寓人间，而不知其乘云驭风，历五岳而跨沧海也。此邦之人，以公不一来为恨。公麾斥八极，何所不至。虽江山之胜，莫适为主，而奇丽秀绝之气，常为能文者用。故吾以为西湖盖公几案间一物耳。”勤语虽怪幻，而理有实然者。明阁公薨，予哭于勤舍。又十八阁，予为钱塘守，则勤亦化去久矣。访其旧居，则弟子二仲在焉。画公与勤像，事之如生。舍下旧无泉，予未至数月，泉出讲堂之后，孤山之趾，汪然溢流，甚白而甘。即其地凿岩架石为室。
二仲谓：“师闻公来，出泉以相劳苦，公可无言乎？”乃取勤旧语，推本其意，名之曰“六一泉”。且铭之曰：“泉之出也，去公数千里，后公之没十八阁，而名之曰‘六一’，不几于诞乎？曰：君子之泽，岂独五世而已，盖得其人，则可至于百传。常试与子登孤山而望吴越，歌山中之乐而饮此水，则公之遗风余烈，亦或见于此泉也。”
白居易《竹阁》诗：
晚坐松檐下，宵眠竹阁间。清虚当服药，幽独抵归山。
巧未能胜拙，忙应不及闲。无劳事修炼，只此是玄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