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四年秋，予友宛陵梅圣俞来自吴兴，出其哭内之诗而悲曰：“吾妻谢氏亡矣。”丐我以铭而葬焉。予未暇作。
居一岁中，书七八至，未尝不以谢氏铭为言，且曰：“吾妻故太子宾客讳涛之女、希深之妹也。希深父子为时闻人，而世显荣。谢氏生于盛族，年二十以归吾，凡十七年而卒。卒之夕，敛以嫁时之衣，甚矣吾贫可知也。然谢氏怡然处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饮食器皿，虽不及丰侈，而必精以旨；其衣无故新，而浣濯缝纫必洁以完；所至官舍虽卑陋，而庭宇洒扫必肃以严；其平居语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穷于世久矣，其出而幸与贤士大夫游而乐，入则见吾妻之怡怡而忘其忧。使吾不以富贵贫贱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尝与士大夫语，谢氏多从户屏窃听之，间则尽能商榷其人才能贤否，及时事之得失，皆有条理。吾官吴兴，或自外醉而归，必问曰：‘今日孰与饮而乐乎’闻其贤者也则悦；否，则叹曰：‘君所交皆一时贤隽，今与是人饮而欢耶？’是岁南方旱，仰见飞蝗而叹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盗贼暴起于江淮，而天旱且蝗如此。我为妇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贫而不困者，其性识明而知道理多类此。呜呼！其生也迫吾之贫，而殁也又无以厚焉，谓惟文字可以著其不朽。且其平生尤知文章为可贵；殁而得此，庶几以慰其魂，且塞予悲。此吾所以请铭于子之勤也。”若此，予忍不铭。
庆历四年的秋天，我的朋友宛陵梅圣俞先生从吴兴来看我，拿出他悼念亡妻的诗作，并悲伤地说：“我的妻子谢氏死了。”请我写一篇墓志铭来安葬她。我当时没有空闲写作。
过了一年，他写了七八封书信来，书信中没有不提到给谢氏写墓志铭的。并且说：“我妻子是已故太子宾客谢涛的女儿、希深的妹妹。希深父子当时都是举世闻名的人，世家荣耀。谢氏生于一个富盛的家族，她二十岁嫁给了我，总共过了十七年就去世了。死的时候，用出嫁时的衣服(给她)穿上入棺，我的贫穷超乎寻常，就可（从这事上）知道了。可是谢氏却安适自在（不嫌弃）。治理家庭，有她自己的办法，家里的饮食器皿，虽然不是很多，但（饭菜）一定做得精细又有味；我们的衣服不论旧的新的，都一定清洗得干干净净，并缝补得整整齐齐；所居住的房舍虽然简陋卑微，但一定把庭院洒水清扫得干净整洁；她的一言一行和日常起居，都很和悦从容。我这一世贫穷困苦由来已久，外出时有幸能与士大夫共游而感到快乐，回家则能见到妻子的淡静怡然从而忘掉烦恼忧愁。让我不因为财富多少、地位高低而焦虑，这是妻子对我的帮助吧。我经常与士大夫交谈，谢氏多从屏风后悄悄听我们谈话，过后，她对某人的才能、品德好坏以及时事的得失都能作出评价，都评说得有条有理。我在吴兴做官，有时从外面喝醉了回来，她一定会问：“今日和谁饮酒这么快乐呢？”听说是与贤能的人饮酒，就高兴；如果不是，就感叹道：“您所交往的都是当今品德高尚、才能杰出的人，现在竟与这种人喝酒取乐了？”这一年，南方大旱，她仰头看见飞蝗而感叹说：“如今西夏的战争威胁还没有解除，天下苍生赋税很重、生活困难，盗贼又在江淮地区强势出来作乱，而且天又大旱、飞蝗灾害又来。我作为妇人，死了还得能有夫君埋葬我，已经算是幸运的了！”她之所以能安然面对贫困的生活而不感到困苦，是因为她见识高明而且懂得道理多才能如此。哎！她一生受我贫困所累，而去世后也没有得到厚葬，只有文字可以彰显她的不朽。而且她的平生尤其懂得文章是最珍贵的；死后能得到这样的墓志铭，希望能以此安慰她的灵魂，而且弥补我的悲痛。这是我经常向您请求为她写墓志铭的原因啊。”像这种情况，我能忍心不写吗？
欧阳修（1007年8月6日 －1072年9月8日），字永叔，号醉翁，晚号六一居士，江南西路吉州庐陵永丰（今江西省吉安市永丰县）人，景德四年（1007年）出生于绵州（今四川省绵阳市），北宋政治家、文学家。欧阳修于宋仁宗天圣八年（1030年）以进士及第，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官至翰林学士、枢密副使、参知政事。死后累赠太师、楚国公，谥号“文忠”，故世称欧阳文忠公。欧阳修是在宋代文学史上最早开创一代文风的文坛领袖，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苏洵、苏辙、王安石、曾巩合称“唐宋八大家”，并与韩愈、柳宗元、苏轼被后人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 他领导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继承并发展了韩愈的古文理论。其散文创作的高度成就与其正确的古文理论相辅相成，从而开创了一代文风。欧阳修在变革文风的同时，也对诗风、词风进行了革新。在史学方面，也有较高成就，他曾主修《新唐书》，并独撰《新五代史》。有《欧阳文忠公集》传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