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关雎》，是讲后妃美德的诗，是《诗经》十五国风的起始，是用它来教化天下而矫正夫妇之道的。所以可以用以教化乡村百姓，也可以用以教化诸侯邦国。风，就是讽喻，就是教化；用讽喻来感动、教化人们。

　　诗，是人表现志向所在的，在心里就是志向，用语言表达出来就是诗。情感在心里被触动必然就会表达为语言，语言不足以表达，就会吁嗟叹息，吁嗟叹息不足以表达，就会长声歌咏，长声歌咏不足以表达，就会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

　　情感要用声音来表达，声音成为宫、商、角、徵、羽之调，就是音乐。太平盛世的音乐安顺而欢乐，其时的政治就平和通畅；动乱之世的音乐怨恨而愤怒，其时的政治就乖戾残暴；亡国之时的音乐悲哀而思虑，其国民就困顿贫穷。所以矫正政治的得失，感动天地鬼神，没有什么比诗更近于能实现这个目标。古代的君王正是以诗歌来使夫妇之道入于正常，使子女对父母成孝敬之心, 使人伦关系淳厚，使教化美满，使风俗改变。

　　所以诗有六义：一叫“风”，二叫“赋”，三叫“比”，四叫“兴”，五叫“雅”，六叫“颂”。上面的（统治者）用“风”来教化下面的（平民百姓），下面的（平民百姓）用“风”来讽喻上面的（统治者），用深隐的文辞作委婉的谏劝，（这样）说话的人不会得罪，听取的人足可以警戒，这就叫“风”，至于王道衰微，礼义废弛，政教丧失，诸侯各国各行其政，老百姓家风俗各异，于是“变风”、“变雅”的诗就出来了。国家的史官明白政治得失的事实，悲伤人伦关系的废弛，哀怨刑法政治的苛刻，于是选择吟咏自己情感的诗歌，用来讽喻君上，这是明达于世上的事情（已经）变化，而又怀念旧时风俗的，所以“变风”是发于内心的情感，但并不超越礼义。发于内心的情感是人的本性；不超越礼义是先王教化的恩泽犹存。因此，如果诗是吟咏一个邦国的事，只是表现诗人一个人的内心情感，就叫做“风”；如果诗是说的天下的事，表现的是四方的风尚，就叫做“雅”。“雅”，就是正的意思，说的是王政所以衰微兴盛的缘由。政事有小大之分，所以有的叫“小雅”，有的叫“大雅”。“颂”，就是赞美君王盛德，并将他的成功的事业告诉祖宗神明的。（“风”、“小雅”、“大雅”、“颂”）这就是“四始”，是诗中最高的了。

　　然而，《关雎》、《麟趾》的教化，原是周文王时的“风”，（但“风”只讲一个邦国的事，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只能）记在周公的名下。“南”，是说天子的教化自北向南。《鹊巢》、《驺虞》的德行，本是邦国诸侯的“风”，是先文王用来教化的，（文王后来是天子，应该管理天下四方）所以就记在召公的名下。《周南》、《召南》，是规范衡量初始时的标准，是王道教化的基础。因此，《关雎》是赞美得到贤淑的女子，来匹配给君子的，而忧虑的是如何进举贤才，并非贪恋女色；怜爱静雅的美女，思念贤良的人才，却没有伤风败俗的邪念。这就是《关雎》的要义。

注释
德：美德。
始：起始。
嗟叹：叹息。
情：情感。
政和：政治平和。
乖：不顺利，不如意。

　　《诗经》作为一部古代的诗歌总集流传到汉代，已经成为一种具有各种不同派别的学问。齐（辕固生所传），鲁（申公所传）、韩（韩婴所传）三家诗都立于学官，成为官学，三者全属今文学派。毛诗后起，属古文学派，其学直到汉末还不曾被官家承认，而只通过私学在社会上流传。相传孔子删诗授卜商（即子夏），商为之序，后来递相授受到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亨作《故训传》，授赵国毛苌。时人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故称《毛诗》。据魏源《齐、鲁、韩、毛异同论》说，三家诗都有序而亡佚，惟《毛诗序》独存。今本《毛诗》三百零五篇均有小序，于各诗之前介绍作者或写作背景，论诗之题旨和用意。其中第一篇《周南·关雎》的小序之后有一段较长文字，后人称为《毛诗序》或《诗大序》。关于《毛诗序》的作者，长期以来众说纷纭，其中影响较大的有两说：一说为孔子弟子子夏所作，见郑玄《诗谱》；一说为汉人卫宏所作，见《后汉书·儒林传》。当今学界倾向于《毛诗序》并非一时一人之作，其主体大约完成于西汉中期以前的学者之手，也可能含有东汉毛诗家阐发润益的成分。

　　《诗大序》是中国古代第一篇诗歌理论专著，对于诗歌的基本特征、内容分类、创作原则、表现手法、社会作用等，都提出了许多重要见解，是一篇封建时代正统文艺思想的纲领性文献。

　　首先，《诗大序》详细描述了诗歌产生的情况，在对文学本质的探索中，揭示出诗歌抒情与言志相统一的艺术特性。《诗大序》指出，诗有两个特征：一个是情、志结合，一个是诗、乐结合。《诗大序》：“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其实是对前人之说的理论概括。最早讲到情志结合的是先秦的《乐记》：“诗，言其志也；歌，咏其言也；舞，动其容也。”“情动于中，故形于声。”“故歌之为言也，长言之也。说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长言之，长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显然，前者的意思与后者是一脉相承的，甚至连语言都差不多。《诗大序》直接把情和志结合起来，更显示出诗歌的特征。情和志是而一的东西，如孔颖达概括的那样：“在己为情，情动为志，情志一也。”诗、乐结合，更是诗歌形成过程的一个突出特点。诗歌形成之初，与乐、舞是三位一体的。在儒家的礼乐思想体系中，诗、乐一体的诗歌，乐的部分往往要承担“和同”的作用，从而侧重抒情；诗的文本，主要在于义理阐发，侧重言志。在先秦时代，诗、乐二者难以分离，从而“诗者，志之所之”的“志”和“情动于中而形于言”的“情”实际上是一致的。汉代儒家诗论以诗、乐分离为背景，诗论的重点逐渐转向“以义为用”的诗歌，因此诗要部分地承担起乐的教化功能。“志”，多指人的思想意志，其中以政教伦理所要求的统一性为主；“情”，更注重于个体独特性感受的抒发。《诗大序》将先秦时属于乐论范畴的“抒情”作为诗歌“言志”的理论补充，既是继承了诗歌艺术抒情和言志相统一的传统，又是要求“情”包含于“志”；个人发乎情，但要以统一的儒家准则为限度和引导，应当止乎礼义。这即是孔颖达所总结的：“在己为情，发言为志，情志一也。”

　　其次，《诗大序》将诗教理论纳入政教体制之中，完善了诗歌的两种社会教化功能，即自上而下的风化和自下而上的讽谏。前者强调诗歌“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的功利目的，主张文艺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服务。《诗大序》开篇就是：“《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教化的主要对象是被统治者。“动之”“化之”的目的，是让他们恪守封建纲常，不越其轨，以维护封建秩序，巩固封建统治。后者则提供了民间诗歌干预政治的途径，可以表现某种不满情绪，也可以用诗来批评统治者。但是这种批评是受限制的，可以“刺上”，但必须“主文而谲谏”。朱熹释“谲谏”为“主于文辞而托之以谏”，即以委婉含蓄之辞、曲折比兴之法，在维护统治阶级尊严的前提下，以诗来寄托忠心劝勉。这里要求诗歌的艺术风格仍以儒家的温柔敦厚为准则，即使讽谏也要“发乎情，止乎礼义”，不能直言过失；其思想则是儒家诗论“兴观群怨”说和“事父事君”说的进一步发展。“上以风化下”无条件，“下以风刺上”有条件，就是要讲究态度和方法。《诗大序》所倡导的诗歌教化方式主要是站在统治阶级的立场上，试图通过有节制地怨刺政治昏暗和社会弊端，对内实现统治阶级的团结与协调，对外经由诗歌的宣泄达到安抚民众情绪、缓和社会矛盾的作用。作为政教工具的诗歌，一方面承担起反映现实、批判现实的角色，有着积极的意义；另一方面被束缚了自由吟咏情性的特质，失去了艺术审美的独立性。

　　再次，《诗大序》论述了文学的发展和社会时代的密切关系。《左传·襄公二十九年》有季札审乐观诗以知政的记载，观诗歌的内容，便可推想政俗与风化的情状。《诗大序》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地将《诗经》的内容和体例与时代政治、民俗风化、道德行为等紧密结合起来，认为文艺是对现实生活的真实再现，从而不同的时代各有各的诗歌。它指出诗乐与时代政治的关系：“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就是说，诗是时代政治状况在人民情绪上的反映，可以从安乐、怨怒、哀思之音中，看出时代政治的好坏、国家的兴亡。在此意义上，《诗大序》对正风正雅和变风变雅作出区分，认为前者产生于政治清明的时代，并在诗歌内容和艺术风貌上反映出治世的气象，而后者产生于、也表现了政治昏暗的衰世。《诗大序》把《诗经》表述为一部王道盛衰史，从而诗的内容就被规定为主要是对治世的称善赞美，以及对衰世的讽恶讥刺，以行使诗歌“上以风化下，下以风刺上”的教化功能，表现其美刺的意义。《诗经》的体例编排也被阐发为反映了君德民风，如《关雎》与《麟趾》相呼应，体现“王者之风”，《鹊巢》与《驺虞》相呼应，体现“诸侯之风”等。

　　最后，《诗大序》依据《周礼·春官》中“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比、曰兴、曰雅、曰颂”之旧说，改“六诗”为“六义”，提出了诗歌分类的三种体制和艺术表现的三种方法，合称为“六义”说。《诗大序》对风、雅、颂做了进一步阐述，从音乐上区分风、雅、颂：“是以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颂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诗大序》没有对赋比兴的含义作出说明。关于“六义”的意义，历史上众说纷纭。孔颖达《毛诗正义》认为：“风、雅、颂者，《诗》篇之异体，赋、比、兴者，《诗》文之异辞耳。……赋、比、兴是《诗》之所用，风、雅、颂是《诗》之成形。用彼三事，成此三事，是故同称为义。”朱熹据此发挥，说风、雅、颂是“三经”，是“作诗的骨子”；赋、比、兴“却是里面横串的”，是“三纬”；他还具体阐释了赋、比、兴的内涵，认为“赋，敷陈其事而直言之者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朱子语类》）。这即指出风、雅、颂是诗的种类，而赋、比、兴是作诗的艺术表现方法。当今学界一般认为，风是产生于各诸侯国的地方诗歌，雅是产生于周朝中央地区的朝廷诗歌，颂是祭祀时赞美祖先的诗歌。而赋、比、兴则是文学创作中形象思维的方法，与文学的想象相关联，诗人的创作往往选取具有典型性的物象，巧妙地使用譬喻，从而更为生动、深刻地抒写现实生活和所思所感。

　　《诗大序》总括《诗经》理论，涵盖诗性、内容、体裁、技法与社会作用。其诗学观点主要有：一，诗融合言志与抒情；二，诗具“美刺”“讽谏”功能，探讨其个性与社会性问题；三，诗与时代、政治紧密相关，反映道德风俗；四，提出“六义”。此序在中国文论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强调作诗不仅在述一己之穷通，更在于天下之哀乐；此文继承了孔子“思无邪”和“兴观群怨”的思想，系统总结先秦儒家诗论，对后世影响深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