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须句。
一、僖公二十二年，春天，鲁僖公讨伐邾国，攻取须句国。
二、夏，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
二、夏天，宋襄公、卫文公、许僖公、滕国国君讨伐郑国。
三、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战于升陉。
三、秋天，八月，丁未（初八）日，和邾国人在升陉交战。
内讳败，举其可道者也。不言其人，以吾败也。不言及之者，为内讳也。
出于对鲁国战败的避讳，只记录可以提及的事情。由于我们战败，因此不提对方的统帅。同时，为了隐讳鲁国，不说明是谁与对方交战。
四、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师败绩。
四、冬天，十一月，己巳（初一）日，月初的第一天，宋襄公和楚国人在泓水交战。宋军被击败。
日事遇朔曰朔。春秋三十有四战，未有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者。以尊败乎卑，以师败乎人，则骄其敌。襄公以师败乎人，而不骄其敌何也？责之也。泓之战，以为复雩之耻也。雩之耻，宋襄公有以自取之。伐齐之丧，执滕子、围曹、为雩之会，不顾其力之不足，而致楚成王。成王怒而执之。故曰，礼人不答，则反其敬。爱人而不亲，则反其仁。治人而不治，则反其知。过而不改，又之，是谓之过，襄公之谓也。古者，被甲婴冑，非以兴国也，则以征无道也，岂曰以报其耻哉？宋公与楚人战于泓水之上。司马子反曰：“楚众我少，鼓险而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君子不推人危，不攻人厄，须其出。”既出，旌旗乱于上，陈乱于下。子反曰：“楚众我少，击之，胜无幸焉。”襄公曰：“不鼓不成列。”须其成列而后击之，则众败而身伤焉，七月而死。倍则攻，敌则战，少则守。人之所以为人者，言也。人而不能言，何以为人？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信之所以为信者，道也。信而不道，何以为道？道之贵者时，其行势也。
事件的记录在初一时称为“朔”。《春秋》记载了三十四次战事，但从未将尊贵者的失败称作卑微者的胜利，也未将“师”的失败称作“人”的胜利。将尊贵者称为卑微者、将“师”称为“人”，这是对敌人的轻视。然而，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将“师”的失败称为“人”，并非出于轻视，而是出于责备。这场战争是为了报复雩之会的耻辱，而这份耻辱则是宋襄公自找的。宋襄公讨伐齐国、抓捕滕国国君、围攻曹国，并在雩地举行会盟，完全没有考虑到自身实力不足，反而招来楚成王，结果楚成王大怒并将其拘押。因此，以礼待人而得不到回应，就需反思自己是否恭敬；关爱他人却无法亲近，则需思考自己是否仁爱；治理百姓却得不到治理，应反思自己的智慧。若有过错而不改，再次犯错，这便是过错的真正含义，这正是宋襄公的写照。古人穿上铠甲、带上头盔，不是为了振兴国家，就是为了讨伐不讲道义的敌人，岂是为了洗刷自己的耻辱？在泓水边，宋襄公与楚国人交战时，司马子反却说：“楚军人多我军人少，击鼓攻击处于险境的敌人，一定能够获胜。”宋襄公曾说：“道德高尚的人不会将危难推给他人，也不会攻击处于困境中的人，而是等待他们重新站稳。”当楚军已经上岸，旌旗凌乱、阵势松散时，子反却说：“楚军人数众多，我军则较少，攻击他们必定能获胜。”宋襄公却坚持：“不应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军队。”待楚军整顿好阵势后反击宋军，结果宋军溃败，襄公也受了重伤，七个月后便去世了。在交战中，兵力是敌人的两倍时应发起攻击，兵力对等时可交战，兵力偏少则应采取守势。人之所以为人，在于能够言语。如果作为人却不能说话，又如何称为人呢？言语之所以有意义，在于守信用。如果说话却不守信，又何谈言语呢？信用之所以被称为信用，是因为讲道义。讲信用却不讲道义，还怎么讲道义呢？讲道义的可贵之处在于合乎时宜，就是顺应形势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