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食者，民之本也，民者，国之本也。民恃衣食，犹鱼之须水，国之恃民，如人之倚足。鱼无水，则不可以生；人失足，必不可以步；国失民，亦不可以治；先王知其如此，而给民衣食。
衣食是百姓赖以生存的根本，而百姓则是国家的根本。百姓对衣食的需求，如同鱼离不开水；国家对百姓的依赖，犹如人不能缺少双脚。鱼失去水无法生存，人没有脚无法行走，国家若失去百姓，也将难以安稳。先王深谙此理，因此致力于使百姓衣食无忧。
故农祥旦正，晨集鲰訾，阳气愤盈，土木脉发，天子亲耕于东郊，后妃躬桑于北郊。国非无良农也，而王者亲耕；世非无蚕妾也，而后妃躬桑；上可以供宗庙，下可以劝兆民。《神农》之法曰：“丈夫丁壮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饥者；妇人当年而不织，天下有受其寒者。”故天子亲耕，后妃亲织，以为天下先。
房星在清晨时位于天正中，日月在娵訾之位相会，阳气充盈，土木的生机蓬勃发展。天子亲自到东郊耕种，皇后和妃嫔则在北郊亲自采桑。国家并非缺乏擅长耕种的农夫，但君王仍亲自耕作；世上并非没有养蚕的女奴，但皇后和妃嫔仍亲自采桑。这样做不仅能上奉宗庙祭祀，下可激励百姓。神农的耕作法则中提到：“男子正值壮年却不耕作，天下就会有人挨饿；妇女在青春年华却不纺织，天下就会有人受冻。”因此，天子亲自耕作，皇后妃嫔亲自纺织，以此为天下人树立榜样。
是以其耕不强者，无以养其生；其织不力者，无以盖其形。衣食饶足，奸邪不生；安乐无事，天下和平；智者无所施其策，勇者无以行其威。故衣食为民之本，而工巧为其末也。
因此，若耕作不尽力，就没有养身的食物；纺织不努力，就没有御寒的衣物。只有当衣食充足，奸邪之事才不会发生，人们才能平安喜乐，无灾无难，天下才能和谐安宁。智慧的人不必施展谋略，勇敢的人也不需展示威严。因此，衣食是百姓生存的根本，而其他技艺则是次要的。
是以雕文刻镂，伤于农事，锦缋綦组，害于女工。农事伤，则饥之本也；女工害，则寒之源也。饥寒并至，而欲禁人为盗，是扬火而欲无炎，挠水而望其静，不可得也。
因此，雕琢刻镂妨碍了农业的生产，彩绣织锦则影响了纺纱织布。农业受损是导致饥饿的根源，纺织业的受害则是寒冷的根本原因。如果饥寒交迫的情况同时出现，却希望禁止人们偷窃抢劫，这就像点燃火焰却期望它不燃烧，搅动水流却期望它仍然平静，都是不可能的。
“衣食足，知荣辱；仓廪实，知礼节。”故建国者必务田蚕之实，弃美丽之华，以谷帛为珍宝，比珠玉于粪土。何者？珠玉止于虚玩，而谷帛有实用也。假使天下瓦砾悉化为和璞，砂石皆变为隋珠，如傎水旱之岁，琼粒之年，则璧不可以御寒，珠未可以充饥也。虽有夺日之鉴、代月之光，归于无用也。何异画为西施，美而不可悦；刻作桃李，似而不可食也。衣之与食，唯生人之所由，其最急者，食为本也。霜雪岩岩，苫盖不可以代裘；室如悬磐，草木不可以当粮。
“人们只有吃饱穿暖，才能懂得什么是荣耀和耻辱；只有粮仓充实，才能顾及礼仪和规矩。”因此，施政者必须重视耕种和养蚕，而舍弃那些华而不实的事物。应当把粮食和布帛视为珍宝，而将珠宝和玉石看作粪土。这是为什么呢？因为珠宝玉石只能供人把玩观赏，而粮食和布帛则有实际的用途。即便天下的瓦砾都化为和氏璧，沙石都变成隋侯珠，但在遇到水涝或干旱之年，当米粒贵如珠玉之时，和氏璧也无法用来御寒，隋侯珠也不能充饥。即使这些宝物拥有比太阳更耀眼的光芒，或能取代月亮的光辉，最终也无济于事。这就如同画出的西施虽美却无法让人心动，雕刻的桃李形似却不能食用，有何区别呢？穿衣和吃饭是人们生存的基本依靠，而其中最为紧要的，莫过于食物为根本。在霜雪凛冽的季节，茅草垫子尚可代替皮衣；但当室内空无一物时，草木却无法充当粮食。
故先王制国，有九年之储，可以备非常救实厄也。尧汤之时，有十年之蓄，及遭九年洪水，七载大旱，不闻饥馑相望，捐弃沟壑者，蓄积多故也。谷之所以不积者，在于游食者多，而农人少故也。夫螟螣秋生而秋死，一时为灾，而数年乏食。今一人耕而百人食之，其为螟螣，亦以甚矣！
因此，先王治理国家时，储备了足够应对九年灾害的粮食，以防突发意外，摆脱灾难和困苦。尧帝和商汤的时代，储备有十年的粮食，以应对九年的洪水或七年的干旱，结果并未听说有因粮食严重短缺而将人遗弃在沟壑的事情发生，这正是因为储备充足的缘故。粮食之所以没有足够的储备，是因为不务农而食的人多，而从事农业的人少。蛀蚀禾苗的螟、螣，秋天生而秋天死，一时成为灾患，会使很多年都粮食匮乏。如果一个人耕种，却有百人共享，这就如同螟虫和螣虫蛀蚀禾苗般严重。
是以先王敬授民时，劝课农桑，省游食之人，减徭役之费，则仓廪充实，颂声作矣。虽有戎马之兴，水旱之沴，国未尝有忧，民终为无害也。
因此，先王将历法传授给百姓，鼓励并监督耕田与植桑，减少不务农而食的人数，降低征发劳役对人力的消耗，从而使粮仓充实，赞美之声兴起。即便战争爆发，或遭遇水旱灾害，国家也无需忧虑，百姓终将不受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