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剑性锐，必托槌砧以成纯钩；楚柘质劲，必资榜檠以成弴弓；人性虽敏，必藉善言以成德行。故槌砧者，夷不平也；榜檠者，矫不正也；善言者，正不善也。
越地的宝剑天生锋利，但只有经过锤锻，才能成为纯钧宝剑；楚地的柘木虽质地坚韧，但必须经过矫正，才能制成弴弓。人的天性即使聪慧，也需要听从良言，才能培养出美德。因此，槌砧用来打磨粗糙之处；榜檠用来矫正弯曲之物；而良言则用来纠正人们的缺点。
人目短于自见，故借镜以观形；发拙于自理，必假栉以修束；心暗于自照，则假言以策行。面之所以形，明镜之力也；发之所以理，玄栉之功也；行之所以策，善言之益也。镜栉理形，其惠轻也，善言成德，其惠重也。人皆悦镜之明己形，而不慕士之明己心；人皆欲栉之理其发，不愿善言之理其情，是弃重德而采轻功，不亦倒乎？为衣冠者，己手不能，则知越乡借人以制之；至于理身，而不知借言以修其行，是处其身轻，而于冠重，不亦谬乎？
人的眼睛不善于观察自己，因此需要借助镜子来照见面容；头发不能自然而然地理顺，所以要用梳篦来梳理；内心难以自觉察觉自己的不足，因此需要通过良言来使德行发扬光大。脸面之所以能够映照清晰，是因为有明镜的作用；头发之所以能够整齐有序，是因为有玄梳的功效；德行之所以能够光辉灿烂，是因为有良言的指导。镜子与梳篦修整外貌，其益处虽小，但良言成就美德，其恩德却深厚。然而，人们往往喜欢用镜子来照出自己的容貌，却不愿意让贤士了解自己的内心；他们乐于用梳篦梳理头发，却不愿意用良言来调理性情。这种放弃深厚恩德而追求微薄利益的行为，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穿衣戴帽之人，如果自己不能做出，就知道远到他乡求助他人来做，至于修身，却不懂得借助良言来修养德行，这是忽视自身而重视衣冠，难道不是荒谬吗？
君子重正言之惠，贤于轩璧之赠，乐闻其过，胜于德义之名。故楚庄王轻千乘之国，而重申叔一言；范献贱万亩之田，以贵舟人片说。季路抱五慎之诫，赵盈佩九言之箴。以此观之，轩璧之与田邑，岂能与善言齐价哉！
君子看重正直之言的益处，超过了赠送香车美玉的价值；乐于听取他人的批评，胜过听闻对自己德行的称赞。因此，楚庄王宁愿放弃吞并陈国，也要重视申叔的建议；范献子不看重万亩封地，却认为船夫的一句规劝更为珍贵；季路持守孔子关于需要慎重的五件事的告诫，赵简子牢记子太叔教诲的九句箴言。由此可见，香车、美玉以及封地，怎能与良言的价值相提并论呢？
夫桓侯不采越人之说，卒成骨髓之疾；吴王不听枚乘之言，终受夷灭之祸。夫人之将疾者，必不甘鱼肉之味；身之将败者，必不纳忠谏之言。故临死者，谓无良医之药；将败者，谓无直谏之臣。而不听善言，是耳聋也，非其耳之有塞，善言不入耳乎？
正如齐桓侯未接受秦越人的劝告，结果病入膏肓；吴王刘濞不听枚乘的谏言，最终遭致被诛灭的灾祸。当病症初现时，必然无法品尝到鱼肉的美味；当衰败来临时，自然也不会听取他人的忠告。因此，临终之人常叹无高明医者开药救治，将亡之人则哀叹无人敢于直言规劝。然而，不听良言之人，并非耳朵被堵塞，而是对良言充耳不闻啊！
是以明者纳规于未形，采言于患表，从善如转圜，遣恶如去仇，正音日闻于耳，祸害逾远于身。昔尧设招谏之鼓，舜树诽谤之术，汤立司过之士，武王置诚慎之鼗。以圣哲之神鉴，穷机洞微，非有毫厘之谬也，犹设广听之术，开嘉言之路，岂不贻厥将来，表正言之益耶？以夫先圣犹能采言于刍荛，奚况布衣而不贵言乎？
因此，聪明的人会在事情尚未发生时就接受规劝，听取言外之意中的警告，接纳善言如同圆环顺畅地旋转，拒绝恶行如同对待仇敌般果断。若每天都能听取忠言，祸患与灾难便会远离自身。从前尧设置了征求规劝之鼓，舜树立了书写政治缺失的表木，汤设立了纠正过失的官吏，周武王设立了告诫谨慎之鼓。圣人以其卓越的洞察力，能够明察细微之事，毫无偏差，然而他们仍广泛听取意见，拓宽接受良言的渠道，这难道不是为了流传后世，彰显接纳正言的益处吗？这些先贤圣人尚且能够从割草打柴的人那里采集意见，何况普通百姓，难道可以不重视良言吗？
故臣子之于君父，则有献可替否讽谏之文，知交之于朋友，亦有切磋琢磨相成之义。君子若能听言如响，从善如流，则身安南山，德茂松柏，声振金石，名流千载也。
因此，臣子对于君父，应当以委婉的言辞劝善规过。朋友之间的交往，也是以取长补短、相互成全为道义。君子如果能够接受谏言如回声般迅速，顺从善行如流水般顺畅，就会使寿命像南山一样长久，才德如松柏一样繁茂，名声如钟磬一样响亮，千古流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