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需贤，譬车之恃轮，犹舟之倚楫也。车摧轮，则无以行；舟无楫，则无以济；国乏贤，则无以理。国之多贤，如托造父之乘，附越客之舟，身不劳而千里可期，足不行而蓬莱可至。朝之乏贤，若凤亏六翮，欲望背磨青天，臆冲绛烟，终莫由也。
国家需要贤才，犹如车依赖车轮，船依靠船桨。车轮损坏，车辆无法前行；船没有桨，无法渡过河流；国家缺少贤士，治理便无从谈起。如果国家有众多贤才，就如同乘坐造父所驾的马车，安坐于越人所划的船中，轻松地行至千里，不觉疲劳，脚步无需踏行便可抵达蓬莱。若朝中贤才稀缺，则如凤鸟失去双翼，想要翱翔于青天，触及红霞，终究是不可能实现的。
峻极之山，非一石所成，凌云之榭，非一末所构；狐白之裘，非一腋之毛，宇宙为宅，非一贤所治；是以古之人君，必招贤搜隐；人臣则献士举知。唐升二八，流睦睦之风；周保十乱，播济济之咏。仲尼在卫，赵鞅折谋，干木处魏，秦人罢兵。宫奇未亡，献公不侵；子玉犹存，文公侧坐。以此而言，则立政致治，折冲压难者，举贤之效也。
高大险峻的山峰，无法仅凭一块石头堆砌而成；高耸入云的房屋，不能仅用一根木头构建完成；狐狸白毛皮制成的皮衣，不可能仅用一只狐狸的腋下毛皮来制成；天下之治，也不仅仅是一位圣贤所能完成的。因此，古代君王必须广泛招募贤才，聘请隐士；臣下则需要推荐谋士，举荐智者。唐尧时期，舜推举了“八恺”和“八元”，社会风气和谐；周武王拥有十位治国能臣，贤臣众多，颂歌四起。孔子在卫国做客时，赵鞅放弃了攻打卫国的计划；段干木在魏国时，秦国停止了对魏国的进攻；宫之奇未离去时，晋献公难以安睡；子玉在世时，晋文公内心忧虑。由此可见，修立政教使国家安定，御敌制胜而抑止祸难，都是举荐贤能之士的结果。
夫连城之璧，瘗影荆山；夜光之珠，潜辉郁浦。玉无翼而飞，珠无胫而行，扬声于章华之台，炫耀于绮罗之堂者，盖人君之举也。贤士有胫而不肯至，殆蠹材于幽岫，毁迹于柴荜者，盖人不能自荐，未有为之举也。
价值无比的璧玉，深藏于荆山之下；夜光闪烁的宝珠，隐匿在合浦之渊。璧玉没有翅膀却能远扬名声，宝珠没有双腿却能声传四方，出现在尊贵的场所，闪耀于华美的殿堂，这正是由于君主的赏识和任用。贤士虽有双腿却不愿前来，他们的才华因埋没在深山岩洞而被蚕食，智慧因困于贫寒之门而腐朽，正是因为他们无法自荐，也未被他人举荐所致。
古人竞举所知，争引其类，才苟适治，不问世胄，智苟能谋，奚妨秕行？昔时人君，拔奇于团虏，擢能于屠贩；内荐不避子，外荐不避仇；身受进贤之赏，名有不朽之芳。昔子贡问于孔子曰：“谁为大贤？”子曰：“齐有鲍叔，郑有子皮。”子贡曰：“齐无管仲，郑无子产乎？”子曰：“吾闻进贤为贤，非贤为不肖。鲍叔荐管仲，子皮荐子产，未闻二子有所举也。”进贤为美，逾身之贤，矧复抑贤者乎？
臣下应当争相举荐自己所知的人，努力引荐与自己志同道合的人。如果某人的才能适合处理事务，就不应在意他是否出身于名门望族；如果某人的智慧足以策划大事，又何必在乎他是否行为不端。昔日的君主曾在罪犯与俘虏中提拔奇才，从屠夫和小贩中选用贤能，对内举荐不避亲，对外举荐不藏仇，因进献贤士而得到奖赏，名声流芳百世。从前，子贡问孔子：“谁是最贤能的人？”孔子回答说：“齐国有鲍叔，郑国有子皮。”子贡又问：“齐国难道没有管仲，郑国难道没有子产吗？”孔子解释道：“我听说过，举荐贤能的人才被称为贤人，而排斥贤能的人则被视为不贤。鲍叔举荐了管仲，子皮举荐了子产，但我从未听说过管仲和子产曾举荐过其他人。”举荐贤能之人比自身贤能更值得赞美，何况是压制贤能呢？
故黔息碎首以明百里，北郭刎颈以申晏婴，所以致命而不辞者，为国荐士，灭身无悔，忠之至也，德之难也。臧文仲不进展禽，仲尼谓之窃位，公孙弘不引董生，汲黯指为妒贤；虞丘不荐叔敖，樊姬贬为不肖；东闾不达髦士，后行不正于路。
所以黔息碎裂头颅来凸显百里奚，北郭骚以刀割颈而为晏婴辩白，为此丧命也在所不惜。他们为了国家举荐贤士，即使失去性命也毫无悔意，这是忠诚的极致表现，美德的最高境界。臧文仲不举荐展禽，孔子认为他窃取名位；公孙弘不引荐董仲舒，汲黯指责他嫉贤妒能；虞丘子不举荐孙叔敖，樊姬批评他品行不端；东闾子不推荐英才，最终落得在路边乞讨的下场。
因此，为国家进献宝物，不如进献贤才。举荐贤才的人应当受到重赏，埋没贤才的人应当被公开处决。这是前贤留下的优良规则，后世应当作为典范。
故为国入宝，不如能献器。献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斯前识之良规，后代之明镜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