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有淳浇，俗有华茂，不可以一道治，不得以一体齐也。故无为以化，三皇之时；法术以御，七雄之世；德义以柔，中国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贵随时，《礼》尚从俗，适时而行也。
时代风气有淳厚与浮薄之别，习俗上有华夏与戎狄的差异，因此治理方式和统一体制不能一概而论。无为而治适用于三皇时期，而以法术治民则是在七雄时代。以道德和信义来安抚中原民众，利用政令和刑罚来威慑四方外族。《周易》强调顺应时势，《礼记》推崇遵循习俗，因时制宜地行事。
霜风惨烈，周弃不艺禾，炎气赫曦，曹明不制裘，知时不可也；贸章甫者，不造闽越，炫赤舄者，不入跣夷，知俗不宜也。故救饿者以圆寸之珠，不如与之橡斗；贻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与之短绠。非橡绠之贵，而珠玉之贱，然而美不敌者，各在其所急也。方于饥溺之时，珠玉宁能救生死哉？是以中河失船，一瓠千金，贵贱无常，时使然也。
风霜严寒时，后稷不会种植谷物；酷热天气中，胡曹不会制作皮衣，因为他们明白当时的气候不适宜。卖黑布礼帽的人不会去闽越地区，卖红色礼鞋的人也不会去赤脚行走的夷族，因为他们清楚当地的风俗不适合。因此，救助饥饿者时，给他一寸大的圆珠不如给他一颗橡栗；对落水者来说，送一尺见方的玉石不如给他一根短绳。这并不是因为橡栗和绳索便宜，而宝珠和玉石昂贵，而是因为在饥饿和落水的情况下，橡栗和绳索更为急需。正处于饥饿和落水的时刻，宝珠和玉石怎么能救命呢？因此如果在水流中央沉船，一个能够用来渡河的瓠瓜便价值千金，事物价值的高低不是固定不变的，是形势变化使之如此。
昔秦攻粱，惠王谓孟轲曰：“先生不远千里，辱幸敝邑，今秦攻梁，先生何以御乎？”孟轲对曰：“昔太王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玉帛，不可；太王不欲伤其民，乃去邠之岐。今王奚不去梁乎？”惠王不悦。夫粱所宝者，国也；今使去梁，非不能去乜，非今日之所宜行也。故其言虽仁义，非惠王所须也，亦何异救饿而与之珠，拯溺而投之玉乎？秦孝公问商鞅治秦之术，鞅对以变法峻刑。行之三年，人富兵强，国以大治，威服诸侯。以孟轲之仁义，论太王之去邠，而不合于世用；以商君之浅薄，行刻削之苛法，而反以成治。非仁义之不可行，而刻削之为美，由干淳浇异迹，则政教宜殊，当合纵之代，而仁义未可全行也。
从前，秦国攻打梁国时，梁惠王对孟子说道：“先生不远千里，屈尊亲临我这里，如今秦国攻打魏国，先生凭借什么来抵御呢？”孟子回答说：“当初周太王在邠地时，面对狄人的进攻，他奉送玉器和丝织品，但仍无济于事。太王为了保护百姓的安全，最终离开邠地迁往岐山。如今您为何不考虑离开魏国呢？”梁惠王听后显得十分不悦。梁国非常珍视自己的国家，要求梁惠王离开梁国是难以接受的。因而孟子的话虽然充满仁义，但并不是梁惠王所需要的。这就像是对饥饿的人赠送宝珠，对落水者投掷玉石，毫无实际帮助。秦孝公询问商鞅治理秦国的办法，商鞅答道，改变国家法令并施行严厉的刑法。施行三年，民众富裕、军力强大，国家安定繁荣，以威力慑服诸侯。孟子仁义，主张效仿周太王离开邠地，却不适合于当代；商鞅浅薄，实行苛刻而严厉的刑法，反而使国家安定。并不是仁义之举不可以施行，而苛刻的刑法称为美政，是由于时代淳朴和浮薄的风气不同，所施行的政令与教化也应该有所改变，正值争战的动乱时期，仁义未必可以有效施行。
故明镜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盖卮；玉笄所以饰首，而秃妪以之挂杙。非镜笄之不美，无用于彼也。庖丁解牛，适俗所倾；朱泙屠龙，无所用功。苛乖世务，虽有妙术，归于无用。
因此，明镜的功能是用来照出形体的，但盲人却把它用作盖酒器；玉簪是用来装饰头发的，但秃头的老妇人却将它挂在树桩上。这并不是镜子和簪子本身不好，而是对这些人来说没有实际用途。庖丁擅长宰牛，正符合当时的需求；朱泙精通杀龙，却没有机会展示他的技艺。如果违背了当时的世情，即使技艺高超，也无法施展。
故老聃至西戎，而效夷言；夏禹入裸国，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礼，随俗宜也。墨子俭啬，而非乐者，往见荆王，衣锦吹笙；非苟违性，随时好也。鲁哀公好儒服而削，代君修墨而残，徐偃公行仁而亡，燕哙为义而灭。夫削残亡灭，暴乱之所招，而此以仁义儒墨而遇之，非仁义儒墨之不行，行非于时之所致也。
因此，老子到了西方戎族时，就学习他们的语言；夏禹进入裸国时，就欣然脱掉衣服，这并非舍弃礼法，而是顺应当地风俗；墨子提倡节俭和废除音乐，去拜见楚王时却穿上锦绣衣服并吹奏笙，这不是随意改变了性情，而是迎合楚王的喜好。鲁哀公推崇儒术，结果使国土缩减；代国的国君信奉墨家主张，最终遭到残害；徐偃王施行仁爱，却使国家灭亡；燕王哙实行大义，最终被杀害。削地、残害、灭亡、被杀，本是行凶作乱才会引起的。而这些人却因为施行仁义、提倡儒家和墨家的主张而遭遇至此，并不是仁义与儒墨主张不可施行，而是因为不符合当时形势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