贤有常质，遇有常分。贤不贤，性也，遇不遇，命也。性见于人，故贤愚可定；命在于天，则否泰难期。命运应遇，危不必祸，愚不必穷；命运不遇，安不必福，贤不必达。故患齐而死生殊，德同而荣辱异者，遇不遇也。春日丽天，而隐者不照；秋霜被地，而蔽者不伤，遇不遇也。
贤能有其固有的本质，而际遇则由命运决定。贤良与否是本性所致，而遇合与否则是命运使然。本性体现在人的行为中，因此贤良与愚钝可以被辨别；而命运则由天意主宰，故厄运与好运难以预测。遇到好运时，危难未必会带来灾祸，愚钝也不一定会导致窘迫；而若未遇好运，安宁未必等同于幸福，贤良也未必会显达。因此，即使遭遇相同的灾祸，生死结果可能不同；即使拥有相同的贤德，荣辱遭遇也可能有所不同，这些都取决于是否遇到了好运。春天的太阳高悬在空中，但隐蔽之处无法照射；秋天的寒霜覆盖大地，但被遮挡之物不会冻伤，这正是是否遇到好运的区别。
昔韩昭侯醉卧而寒，典官加之衣。觉而问之，知典官有爱于己也，以越职之故而加诛焉。卫之骖乘，见御者之非，从后呼车，有救危之意，不蒙其罪。加之以衣，恐主之寒；呼车，忧君之危。忠爱之情是同，越职之愆亦等，典官犹罪，呼车见德，遇不遇也。
从前，韩昭侯在醉酒时感到寒冷，典冠便给他盖上了衣服。当韩昭侯醒来后得知是典冠出于关心，但因为典冠的行为超出了他的职责范围，便将他处以死刑。卫国的陪乘发现驾车人犯了错误，他在后面高声呼喊以指挥驾御，目的是为了避免危险，因此未受惩罚。典冠添加衣服是出于对主人的寒冷担忧；陪乘指挥驾御是为了主人的安全。忠诚与仁爱之心是一致的，但超出职责的过失在两者身上却得到不同的待遇。这种差异来自是否遇到好运。
鸱堕腐鼠，非虞氏之慢；瓶水沃地，非射姑之秽，事出虑外，固非其罪。而侠客大怒，虞氏见灭；邾君大怒，而射姑获免，遇不遇也。
鹞鹰掉下腐鼠，并非虞氏对侠客的轻蔑；瓶水洒在地上，并非射姑的粪便。这些事件都发生在意料之外，本不是他们的过错，而侠客的愤怒导致虞氏家族被灭，邾君的愤怒则使射姑免于一死。这也是是否遇到好运的区别。
齐之华士，栖志丘壑，而太公诛之；魏之干木，遁代幽居，而文侯敬之。太公之贤非有减于文侯，干木之德非有逾于华士，而或荣或戮者，遇不遇也。董仲舒智德冠代，位仅过士；田千秋无他殊操，以一言取相。同遇明主而贵贱悬隔音，遇不遇也。庄姜适卫，美而无宠；宿瘤适齐，丑而蒙幸；
齐国的华士因将情志寄托于山野，被太公望处以死刑；而魏国的段干木因隐居避世而受到魏文侯的尊敬。太公望的贤良不逊色于魏文侯，段干木的德才也不比华士更高。然而，有人因运气好而受尊荣，有人因运气差而遭厄运，这就是好运的区别。董仲舒的智慧才德在当代无与伦比，但职位仅为诸侯臣僚；田千秋没有什么突出的品行，却因一句话而获得丞相之位。尽管都遇到了明主，但地位的差异却极为悬殊，这同样是好运与否的体现。庄姜嫁到卫国，尽管美丽却不得宠爱；宿瘤嫁到齐国，虽丑陋却受到宠爱，这也正是碰没碰到好运的差别。
遇不遇，命也；贤不贤，性也。怨不肖者，不通性也；伤不遇者，不知命也。如能临难而不慑，贫贱而不忧，可为达命者也。
遇合与不遇合，是命运；贤良与不贤良，是本性。抱怨自己不贤良，是不了解本性；感伤自己不遇合，是不懂得命运。如果能面临危难而不恐惧，身处贫贱而不忧虑，就可以称作知命之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