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家兄苏子瞻，贬官海南岛，四年春正月，当今天子登基。施恩天下，恩泽遍及鸟兽。夏六月，家兄受命渡海北归，第二年，乘船至淮、浙。秋七月，因病在毗陵去世。吴越的百姓，在集市上相聚而哭，当地的君子在家祭奠。死讯传到各地。无论贤者还是愚人，大家都叹息流泪。几百个太学生，相继到慧林寺院施饭给僧人。呜呼!当世文豪殒没，年轻人还敬慕谁呢?家兄刚得病时，写信嘱咐我说：“如果我死了，把我葬在嵩山下，你替我写墓志铭。”我拿着信哭着说：“我哪忍心替我兄长写墓志铭！”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他的家族世代居住在眉山。他的曾祖父名叫苏杲，被追赠为太子太保；曾祖母宋氏，被追封为昌国太夫人。祖父名叫苏序，被追赠为太子太傅；祖母史氏，被追封为嘉国太夫人。父亲名叫苏洵，被追赠为太子太师；母亲程氏，被追封为成国太夫人。苏轼十岁时，他的父亲苏洵因仕途和求学而四处奔波，于是母亲程氏亲自教授他读书。苏轼从小就能从听到的古今成败故事中，概括出它们的要点。有一次，程氏读《东汉史》读到《范滂传》时，不禁感慨叹息。苏轼就站在一旁问：“我如果成为范滂那样的人，夫人您会允许吗？”程氏说：“你如果能成为范滂那样的人，我难道就不能成为范滂的母亲吗？”苏轼因此受到激励，立下了要担当天下大任的志向。程氏很高兴地说：“我有这样的儿子了。”等到苏轼成年时，他已经精通经史典籍，写文章每天可以写数千字。

　　嘉祐二年，欧阳修担任礼部考试的主考官，他厌恶当时文风的诡异多变，想要有所改变来挽救这种风气。当时梅圣俞也参与了这次考试的事务，他发现了苏轼所写的《论刑赏》一文，便拿给欧阳修看。欧阳修看后大为惊喜，认为苏轼是个奇才，本想将他列为第一名，但又怀疑是曾巩所作（因为曾巩是欧阳修的门生），所以便将苏轼排在第二。然而，在《春秋》对义的考试中，苏轼却取得了第一名的成绩。到了殿试时，苏轼又考中了乙科。苏轼写信向各位考官致谢，欧阳修看到后，写信告诉梅圣俞说：“我应当避开此人，让他出一头地。”起初，士子们听到这个消息纷纷议论，但不久后便都信服了。后来，苏轼因母亲去世而守丧。守丧期满后，嘉祐五年，他被授予河南福昌县主簿的官职。欧阳修因苏轼敢于直言而推荐他进入秘阁。在秘阁中，苏轼参加了六篇策论的考试。按照旧例，策论考试不需起草，直接书写，因此文章往往不够精炼。但苏轼却开始先起草，然后再誊写，结果文章文采斐然，当时人们都认为这很难做到。后来，在回答制策时，苏轼再次考入了三等。于是，他被任命为大理评事，并担任凤翔府判官。凤翔府的长官起初以为苏轼只是个文人，不准备用政务来要求他。但苏轼却尽心尽力地履行自己的职责，让老练的官吏都感到敬畏和佩服。关中地区自从元昊叛乱以来，百姓贫困，徭役繁重。每年都要从南山砍伐木材，经渭水运到黄河，再穿过砥柱的险滩。许多负责砍伐和运输的衙役因此破产。苏轼广泛询问老校尉，了解到木材砍伐和运输的危害本不应如此严重。他提出，如果能在河渭水势未涨时，按时砍伐和运输，就可以避免沉重的费用。问题在于他们总是趁着河渭水势暴涨时强行砍伐和运输，从而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损失。于是，苏轼修订了衙规，让衙役们可以自己选择熟悉水性的工匠，从而确保砍伐和运输的安全。他还向官府建议，让衙役们可以登记在册，这样他们就可以合法地从事这项工作。从此以后，衙役们所遭受的危害减少了一半。治平二年，苏轼被召回京城，担任登闻鼓院的判官。当时英宗还在藩邸时就听说过苏轼的名声，想要按照唐朝的旧例召他入翰林院。但宰相却以近例为限，要求先通过秘阁的考试。英宗说：“如果不了解他的能力就进行考试，难道苏轼会没有能力吗？”然而宰相仍然坚持己见。于是苏轼参加了两篇策论的考试，都考入了三等，最终得以担任直史馆的官职。

　　苏轼在父亲去世后，按照礼制守丧，守丧期满后，正是熙宁二年。当时王安石执政，推行了许多新政。苏轼与王安石的政见素来不合，所以他回朝后，被安置在官告院任职。熙宁四年，王安石想要改革科举制度，皇帝对此有所疑虑，便命令两制三馆的大臣们共同商议此事。苏轼上书表达了自己的意见，皇帝看后醒悟道：“我本来就对这件事有疑问，看了苏轼的议论后，心中的疑虑就消除了。”于是皇帝当天就召见了苏轼，询问他：“你有什么好的建议来帮助朕吗？”苏轼推辞了很久，才说道：“我私下里认为陛下您求治心切，听言过广，用人过急。我希望陛下能够保持安静，等待事物的自然发展，然后再做出应对。”皇帝听后，神情严肃地接受了苏轼的建议，并说：“你的这三点建议，我会仔细考虑的。”然而，王安石的党羽们对此都非常不满，他们便任命苏轼兼任开封府的推官，意图用繁重的公务来困扰他。但苏轼在处理政务时，决断精敏，声誉反而更加远扬。恰逢上元节，皇帝下旨要购买浙江的彩灯，苏轼秘密上疏，指出按照旧例并没有这样的做法，不应该用这些玩物来示人。皇帝于是下旨取消了这一做法。在殿前初次策试进士时，考生们为了迎合皇帝的喜好，纷纷指责祖宗的法制不对。苏轼作为考官，在退下后拟写了答复进呈给皇帝，他深刻指出了考生们言论中的弊病。从此以后，苏轼在议论政事时更加用力，而王安石也因此更加怨恨他。于是，御史知杂事的人便诬告苏轼的过失，但经过彻底调查后，却一无所获。苏轼从未用一句话为自己辩解，他只是请求外放到地方任职，以此来避开这些纷争。

　　苏轼调任杭州通判。当时，全国各地都在推行青苗法、免役法和市易法，而浙西地区还额外实行了水利和盐法。苏轼在这些政策的执行过程中，常常根据法规来寻求便利民众的措施，使得民众能够稍微安定下来。高丽国的进贡使者来到杭州时，态度傲慢，对州郡官员凌辱蔑视。而负责押送的使臣都是本路的筦库官员，他们也趁机骄横跋扈，甚至与钤辖官员平起平坐。苏轼派人去告诉他们说：“远方的夷人仰慕中原文化而来，理应恭敬顺从，如今他们如此暴戾放肆，如果不是你们诱导，他们也不会这样。如果不改正，我将上奏朝廷。”押送的使臣听后感到害怕，于是稍微收敛了他们的行为。高丽使者向官吏赠送礼物时，在礼单上写的是甲子年。苏轼拒绝接受，说：“高丽对本朝称臣，却不遵循我国的历法，我怎么敢接受这样的礼物呢？”使者急忙更改礼单，写上熙宁年号，苏轼这才接受。当时人们都认为苏轼的做法很得体。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深受官吏和民众的敬畏和爱戴，当他离开杭州时，人们仍然称他为学士，而不提他的姓氏。

　　后来，苏轼从杭州调任密州知州。当时正在实行手实法，要求民众自行申报财产以确定户等，同时还允许他人举报不实之处。司农寺还下令各路必须按时执行，否则以违制论处。苏轼对提举常平官说：“违制的处罚如果来自朝廷，谁敢不遵从？但现在这是司农寺擅自制定的规定，怎能如此行事？”使者听后惊讶地说：“您还是先缓缓吧。”不久之后，朝廷也意识到了手实法的弊端，于是废除了这一法规，密州民众私下里感到庆幸。密州曾经发生过一起盗窃案，但盗贼一直未能抓获。安抚转运司对此非常担忧，便派遣了一两个班使臣带领数千名凶悍的士兵进入密州境内进行搜捕。这些士兵凶暴横行，用禁运物品来诬陷民众，甚至闯入民宅争斗杀人。后来他们因害怕罪行暴露而惊恐逃散，打算作乱。民众向苏轼告状，苏轼接过诉状却不立即处理，只是说：“事情一定不会发展到那种地步。”逃散的士兵听到苏轼的话后稍微安定了下来。苏轼随后派人将他们招安出来，并依法处决了首恶分子。

　　苏轼从密州调至徐州任职。那年，黄河在曹村决口，洪水泛滥至梁山泊，又溢出南清河。徐州城南被两山环绕，吕梁、百步二山扼守其间，洪水汇聚在城下，因排水不畅，水位不断上涨，形势危急。富人们争相出城避难，苏轼说：“如果富人都走了，民心会动摇，我还与谁共守此城？只要我在，洪水就决不会冲垮城池。”他强令富人返回，并亲自前往武卫营，手持拐杖，脚穿草鞋，呼唤士兵长官说：“洪水将危害城池，情况紧急，即便是禁军，也请为我尽力。”长官响应：“太守都不避洪水，我们怎能不尽力！”士兵们拿起武器，穿着短衣，赤脚，手持畚箕铁锹，随苏轼筑起东南长堤，从戏马台开始，一直连接到城墙。长堤筑成后，洪水被引至堤下，徐州城安然无恙，民心安定。然而，暴雨日夜不停，河势更加汹涌，城内积水只差三板就要淹没城墙。苏轼住在城墙上，不顾家，指挥官吏分段防守，最终保全了城池。事后，他请求朝廷调派来年夫役，增筑城墙，修筑木岸，以防洪水再次来袭，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工程完成后，朝廷下诏表彰他，徐州人民也对他充满感激。

　　苏轼调任湖州知州后，上表向皇上致谢。然而，有些言论者摘取他表中的语句，诬陷他诽谤朝廷，结果他被捕并送往御史台监狱。起初，苏轼被外放任职时，见到对百姓不利的事情，他既不敢直言，也不忍默视，于是遵循诗人的传统，借事讽喻，希望能对国家有所裨益。但那些言论者却趁机罗织罪名陷害他。皇上起初认为他的过错轻微，但谗言不断，最终不得不顺从那些人的请求，将苏轼投入监狱。狱吏们企图置他于死地，但经过长时间的审讯和折磨，仍无法定罪。皇上最终怜悯他，催促结案，将他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在黄州，苏轼头戴幅巾，脚穿草鞋，与农夫们一起在山谷间劳作，他在东坡筑屋而居，自称为“东坡居士”。五年后，皇上打算重新起用他，但那些言论者又出来阻挠。皇上亲笔写下手札，将他改派到汝州任职，手札中大致说：“苏轼被贬后，能深刻反省自己的过失，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悔过之情更加深切。人才难得，朕不忍心最终抛弃他。”然而，在苏轼前往汝州的途中，他上书表示自己生活困顿，有田产在常州，希望能在那里居住。奏章早上呈上，晚上就得到了皇上的批准。士大夫们由此知道皇上最终还是喜欢苏轼的。但不幸的是，皇上不久驾崩，苏轼也因此未能再次得到重用。

　　苏轼到达常州后，恰逢哲宗即位，他被召回朝廷，恢复朝奉郎的官职，并担任登州知州。到登州后，他又被召入京城，担任礼部郎中。苏轼与门下侍郎司马光（君实）及知枢密院章惇（子厚）素来交好，但两人政见不合，关系紧张。章惇常常戏弄侮辱司马光，司马光对此感到苦恼，于是向苏轼求助。苏轼找到章惇说：“司马光如今声望极高。过去许靖因为虚名而无实才，被蜀先主轻视，但法正劝谏说：‘许靖的虚名已传遍四海，如果不加以礼遇，就会让人以为我们轻视贤才。’先主采纳了法正的建议，任命许靖为司徒。连许靖都不能怠慢，更何况是司马光呢？”章惇觉得苏轼的话有道理，因此司马光得以稍微安宁一些。不久，朝廷根据先帝的意愿，打算重用苏轼，任命他为起居舍人。但苏轼因为历经忧患，不愿立即担任要职，便坚决推辞。他亲自去见宰相蔡持正（蔡确），蔡持正说：“您已经徘徊在官场很久了，朝中无人能及您。”苏轼仍坚持推辞。蔡持正问：“那谁应该在您之前呢？”苏轼回答说：“过去林希与我同在史馆，他年纪比我大。”蔡持正说：“林希难道就应该在您之前吗？”最终没有答应苏轼的请求。不过，林希也因此得以继苏轼之后补任记注之职。元祐元年，苏轼穿着七品官的官服入朝侍奉皇帝，皇帝随即赐给他银绯色的官服。二月，他又被升任为中书舍人。当时司马光正提议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差役法自祖宗时代实行以来，已有很多弊端，百姓因不熟悉充役事务而遭受官府吏役的虐待，往往因此破产，而偏远地区的百姓更是无法得到休息。先帝深知这一点，所以实行免役法，让百姓根据户等高下出钱，避免了执役的辛苦。但执行法令的人没有遵循先帝的意图，在雇役实际费用之外，还额外收取了很多钱，导致百姓受苦。苏轼认为，只要量出为入，不多取于民，就可以解决问题。司马光为人忠信有余但才智不足，他知道免役法的弊端却不知其利，打算一律用差役法取代。当时正设立差役官局，苏轼也被选入其中，但他独自向司马光说明了实际情况，司马光因此开始不高兴了。苏轼曾在政事堂向司马光详细陈述差役法不可行的理由，司马光听后很生气。苏轼说：“过去韩琦在陕西招募义勇军时，您作为谏官，极力反对，韩琦虽然不高兴，但您也没有顾及。我过去听您详细讲过这件事，难道您现在做了宰相，就不允许我畅所欲言了吗？”司马光听后笑了，停止了争论。苏轼知道自己的建议不会被采纳，便请求外任，但未被允许。司马光开始愤怒，有了驱逐苏轼的意思，后来因为生病去世才作罢。当时台谏官中多是司马光的人，他们都想迎合司马光以求升迁，厌恶苏轼的直言不讳，便争相寻找苏轼的过错。既然找不到真正的过错，他们就利用熙宁年间苏轼被诽谤的言论来攻击他，苏轼因此在朝中感到不安。不久，他被任命为翰林学士。元祐二年，他又被任命为侍读。每次进读史书到涉及国家治乱盛衰、邪正得失的时候，苏轼都会反复开导皇帝，希望他能有所觉悟。皇帝虽然沉默不语，但听到苏轼的论述后总是点头表示赞同。元祐三年，苏轼代理礼部贡举事务。当时正逢大雪严寒天气，考生们在庭院中冻得说不出话来。苏轼放宽了考试规定，让他们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但巡考的内臣却趁机刁难考生，苏轼认为这样做会伤害士人的心，损害国家体统，于是上奏皇帝。皇帝下旨将那个内臣送交内侍省鞭打并驱逐出宫，考生们对此都非常满意。苏轼曾侍奉皇帝阅读祖宗的《宝训》，他趁机谈及当前时事，详细阐述了如今赏罚不明、善恶无所劝沮的问题；他还指出黄河水流方向被人为改变、夏人侵扰镇戎导致数万人被杀掠而朝廷却不闻不问等严重问题。每当苏轼谈及此类事情时，那些当权者都非常痛恨他。苏轼知道自己不被容于朝廷，便请求外任。姓都熟悉他过去的施政，因此治理起来毫不费力。那年正逢大旱，饥荒和瘟疫同时发生，苏轼向朝廷请求，免除了本路上供的三分之一的米，因此米价没有暴涨。他还得到朝廷赐予的一百张度僧牒，用来换取粮食救济饥民。春天时，他提前降价出售常平仓的粮食，使百姓免受大旱之苦。苏轼还大量制作稀粥和药剂，派遣官吏带着医生，分坊巷治病救人，救活了许多人。他说：“杭州是水陆交汇之地，因此因瘟疫而死的人比其他地方多。”于是，他筹集了二千余缗的盈余钱款，又拿出自己私囊中的五十两黄金，用来建立病坊，储备钱粮以备不时之需。这一制度一直延续至今。那年秋天，杭州又遭遇大雨，太湖泛滥成灾，损害了庄稼。苏轼预料到来年必定饥荒，再次向朝廷请求，免除了上供的一半米，并多次请求赐予度僧牒来购买常平仓的粮食，以及动用义仓的储备，全部用来准备来年出售，以平抑粮价。朝廷大多采纳了他的建议。因此，吴越一带的百姓得以避免流离失所。杭州地处江海之滨，水源咸苦，居民稀少。唐代刺史李泌首次引西湖水建造了六井，使百姓用水充足，城市逐渐繁荣。后来白居易又疏浚西湖，放水入运河，再引入农田，灌溉面积达到千顷。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西湖中长满了葑草，从唐朝到吴越钱氏时期，每年都需要清理，以保持湖水充足。但近年来却废弃不治，到苏轼任职时，湖中葑田已积累了二十五万余丈，湖水所剩无几。运河因失去湖水的补给，只能依赖江潮，但江潮浑浊多淤，且运河穿行于市区，每三年需要疏浚一次，成为市民的一大负担，六井也几乎废弃。苏轼到任后，首先疏浚了茅山和盐桥两条河流，使茅山河专受江潮，盐桥河专受湖水，并建造了堰闸来控制湖水的蓄泄。这样，江潮就不再涌入市区，同时利用剩余的水力恢复了六井的功能，使百姓逐渐受益。苏轼还亲自到湖上考察，发现葑田遍布，便想出了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将葑田挖出堆积在湖中，筑成一条长堤以贯通南北两岸，既解决了葑田问题又方便了交通。同时，他招募人种菱，利用菱角的收益来维护湖泊，防止其再次淤塞。这一工程得到了朝廷的支持和百姓的赞誉，长堤建成后，苏轼又在堤上种植了芙蓉和杨柳，远远望去如同画卷一般美丽，杭州人称之为“苏公堤”。此外，苏轼还妥善处理了与高丽国的外交关系。他拒绝了高丽国通过祭奠亡僧而送来的寿礼，并向朝廷建议不应与高丽国过多交往以免生事端。同时，他还减少了高丽贡使在吴越七州的费用开支减轻了百姓的负担。在治理水患方面苏轼也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建议如开凿运河避开浮山险滩、凿通挽路以畅通江势等虽然这些建议最终未能全部实现但人们仍然对他的智慧和勇气表示钦佩和感激。苏轼在杭州任职期间深受百姓爱戴他离任后人们家中都挂有他的画像饮食时也会向他祈福并建造生祠来报答他的恩德。

　　元祐六年，苏轼被召回朝廷担任翰林承旨，并再次侍奉皇帝于迩英阁。然而，当时掌权的人对他不满，便暗示御史弹劾他。苏轼从汝州调任常州时，曾在宋地接受任命，恰逢神宗皇帝驾崩，他在宋地痛哭哀悼后南下至扬州。常州人为他购置田地并寄来书信，他很高兴，并在诗中写下了“闻好语”的句子。有些言官却妄称苏轼在听到皇帝驾崩的消息时反而欢喜，请求朝廷对他加重处罚。但诗中刻石有明确的日期，朝廷知道这些言官是诬告，于是将他们一一贬斥。苏轼感到恐惧，请求外调任职，于是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任颍州知州。在此之前，开封各县常受水患困扰，官吏们不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是将积水排入惠民河，导致河水泛滥，陈州也因此多水。当时又有人提议开凿邓艾沟与颍河相连，并凿开黄堆将水引入淮河，许多人都赞同这一方案。苏轼到任后，派遣官吏用水平仪测量，发现淮水涨潮时水位比新沟高出近一丈，如果开凿黄堆，淮水反而会倒灌州境，因此坚决反对这一计划，朝廷最终采纳了他的意见。颍州境内有宿贼尹遇等人，他们结党作乱，多次抢劫杀人，连捕盗的官吏和士兵也遭其毒手。朝廷悬赏捉拿却久未捕获，受害者们因害怕报复而不敢声张。苏轼召来汝阴尉李直方，对他说：“如果你能擒获这些盗贼，我将全力向朝廷推荐你，请求给予优厚的奖赏；如果未能成功，我也会以失职为由上奏朝廷罢免你的官职。”李直方接受任务后，查清了盗贼的藏身之处，分派弓手前往抓捕其党羽，并亲自前往捉拿尹遇。李直方的母亲年已九十，母子二人含泪告别。最终，李直方亲手用戟刺杀了尹遇，但由于过程中有些细节不符合规定，因此未能获得预期的奖赏。苏轼为此向朝廷陈情，请求根据李直方的年资和功劳改授他朝散郎的官职作为奖赏，但朝廷没有采纳。后来，吏部按照惯例考核苏轼的升迁，苏轼认为自己已经向李直方许下承诺，因此坚持不报升迁之事。元祐七年，苏轼调任扬州知州。发运司原本负责东南地区的漕运法规，允许船夫私载货物，并对商人征税但不得刁难。因此，船夫们往往因此致富，他们视官船为家，修补船只漏洞并周济船夫中的贫困者，所以他们的船只通常能够安全快速地到达目的地。但近年来，朝廷不忍看到征税过程中的小失误，便一律禁止私载货物，导致船只破旧、船夫困顿，许多人甚至偷盗所载货物以维持生计，公私双方都深受其害。苏轼上奏请求恢复旧制，朝廷采纳了他的建议。不到一年时间，苏轼又被召回朝廷担任兵部尚书，并兼任侍读。这一年，皇帝亲自到南郊祭祀天地，苏轼担任卤簿使，负责引导皇帝进入太庙。途中，有贵戚的车驾与皇帝仪仗争道，不肯避让。苏轼在车中立即上奏弹劾此事。皇帝派遣中使传达命令，要求有关部门整顿仪仗护卫。不久之后，苏轼升任礼部尚书，并再次兼任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高丽国派遣使者向朝廷请求赐书，朝廷按照惯例全部应允。但苏轼认为：“汉朝时东平王请求赐予诸子书籍及《太史公书》，朝廷尚且不肯给予。如今高丽所求更甚于此，怎能轻易赐予呢？”因此他反对这一决定，但朝廷并未听从他的意见。苏轼在处理事务时始终坚持正义，不愿随波逐流，于是请求外调郡县任职以施展自己的抱负。

　　元祐八年，苏轼以端明殿学士和翰林侍读学士的身份出任定州知州。定州长期治理不善，尤其是军事政务松弛，武卫士兵骄横懒惰且缺乏训练，军校则侵吞士兵的粮食和赏赐，士兵们敢怒不敢言。苏轼到任后，首先严惩了那些贪污最为严重的军校，将他们发配到边远恶劣之地，然后着手修缮营房，并禁止军中赌博和酗酒。随着军中衣食条件的逐渐改善，苏轼开始整顿军纪，教授士兵战法，士兵们对他既敬畏又信服。然而，仍有一些军校感到不安，他们担心自己的利益受损，于是唆使士兵以贪污的罪名控告长官。苏轼对此严肃处理，他说：“这些事情我可以自行处理，但如果你们去告发，只会引起军中的混乱。”于是，他也将这些煽动告发的士兵发配远地，军中这才安定下来。春季大阅兵时，由于军礼久未举行，将吏们已不懂得上下尊卑之分。苏轼下令恢复旧制，元帅穿着常服坐在帐中，将吏们则穿着军服奔走执事，各尽其职。副总管王光祖自恃老将，对此感到羞耻，起初称病不出。苏轼便让书吏起草奏章准备上报朝廷，王光祖得知后震惊恐惧，连忙出席阅兵，整个阅兵过程中无人再敢怠慢。定州百姓纷纷赞叹，说自从韩魏公离开后，就再也没有见过这样的军礼了。当时，北方边境长期和平，边防军队久未经历实战，面临战事时可能不堪一用。只有沿边的弓箭社兵与敌寇为邻，他们以战斗和射术自卫，仍被称为精锐之师。前任宰相庞公守边时，曾根据当地习俗组建队伍，这些队伍由将校统率，赏罚分明，行动迅速。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制度逐渐松弛，又被保甲制度所干扰，弓箭社兵的作用也逐渐减弱。苏轼上奏请求免除保甲及两税折变科配的负担，并建议长官们定期慰劳这些士兵，但朝廷并未采纳这一建议。议论此事的人们都感到十分惋惜。

　　当时正值朝廷惯例废弃旧臣的时期，苏轼因在中书舍人任上起草过贬谪官员的制书，直接陈述了他们的罪行，并被诬陷为诽谤朝廷，因此在绍圣元年，他被贬为英州知州，并且不久后又降了一级官职。在他前往英州的途中，再次被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安置在惠州。苏轼以侍从的身份被贬到岭南，成为当地的编户，只带着小儿子苏过随行。尽管受到瘴疠之气的侵袭和蛮人的侮辱，他内心却平静无波，毫不介意。无论遇到的是贤能还是愚昧的人，他都能赢得他们的欢心。他为患病的人提供药物，为死去的人料理后事。他还带领众人建造了两座桥，以方便病人过河。因此，惠州人民都非常爱戴和尊敬他。苏轼在惠州居住了三年，但大臣们认为对他的流放还不够严厉，于是在绍圣四年，又将他贬为琼州别驾，安置在昌化。昌化是个不宜人居的地方，饮食不周，医药缺乏。苏轼初到时只能租借官屋避风雨，但官府甚至不允许他这样做。于是，他买地建房，昌化的士人们纷纷运来土块和砖瓦帮助他，最终建起了三间房屋。尽管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苏轼却能以芋头为食，饮水度日，并以著书为乐。他时常与当地的父老乡亲交往，毫无隔阂。元符三年，朝廷大赦天下，苏轼得以北归。他最初被迁往廉州，再迁往永州，后来恢复了朝奉郎的官职，并被任命为成都玉局观的提举，居住地点由他自行选择。自元祐年间以来，苏轼从未因年资考核而请求升迁，因此他的官职也就停留在了这里。他被封为轻车都尉，并赐予武功县开国伯的爵位，享有九百户的食邑。当他准备前往许州时，因暑病暴发而中途停留在常州，并最终在那里去世。

　　建中靖国元年六月，苏轼请求退休，以原官职致仕，之后不久便去世了。在他去世前不到十天，他独自让儿子们陪伴在侧，说：“我生平没有做过恶事，死后也必定不会堕落。你们一定要谨慎，不要哭泣而扰乱了我的平静离去。”当被问及后事时，他没有回答，只是安详地离世了，这一天是七月的丁亥日。苏轼娶的王氏夫人，被追封为通义郡君。他的继室是他的妻妹，也被封为同安郡君，但她先于苏轼去世。苏轼有三个儿子，长子苏迈，曾任雄州防御推官，并管理过河间县的事务；次子苏迨；三子苏过，三人都担任过承务郎的官职。他有六个孙子，分别是苏箪、苏符、苏箕、苏籥、苏筌和苏筹。闰六月的癸酉日，苏轼被安葬在汝州郏城县钓台乡上瑞里。

　　苏轼在文学上的造诣，可以说是天赋异禀。他年少时与弟弟苏辙一同师从父亲，起初喜欢研读贾谊、陆贽的文章，讨论古今治乱之道，从不空发议论。后来读到《庄子》，他感慨地说：“我过去心中有所感悟，但无法用言语表达，如今看到《庄子》，真是说出了我的心声。”于是，他写出了《中庸论》，其论述精妙微妙，都是古人未曾阐明的见解。他曾对苏辙说：“我看当今的学者，只有你能与我相提并论。”被贬到黄州后，他闭门深居，专心写作，文章风格大变，如同江河之水汹涌澎湃，让苏辙都望尘莫及。后来，他又研读佛家经典，深刻领悟了事物的本质，结合儒家和道家的思想，辩论起来博大精深，浩渺无垠。晚年时，他们的父亲研读《易经》，通过玩味卦象，领悟了刚柔、远近、喜怒、逆顺等情感变化，并以此来解读卦辞，无不迎刃而解。他创作了《易传》但未完成，临终前嘱咐苏轼继续他的工作。苏轼含泪受命，最终完成了这部著作，使得《易经》中的微言大义得以焕发光彩。此外，他还创作了《论语说》，时常揭示孔子的未发之秘。在海南时，他写成了《书传》，推究阐明了上古时期失传的学问，很多内容是前代儒者所未能领悟的。完成这三部著作后，他抚摸着书卷感叹道：“当今世人或许还不能完全信服，但后世若有君子，定能了解我的用心。”无论是遇到什么事情，他所写的诗、骚体、铭记、书檄、论说文等，都远超常人。他留下了《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奏议》十五卷、《内制》十卷、《外制》三卷等著作。他的诗风原本接近李白、杜甫，晚年又特别喜爱陶渊明，追和陶诗几乎遍及陶集，共编成四卷。他自幼喜爱书法，到老也不厌倦，自称比不上晋人，但接近唐代褚遂良、薛稷、颜真卿、柳公权等人的水平。他一生孝顺父母，友爱兄弟，轻视钱财，乐善好施。伯父苏涣早逝，子孙尚未自立，姑母杜氏去世未葬，父亲临终前留有遗言。苏轼服丧期满后，便按礼制安葬了姑母。等到他可以做官荫补亲属时，又上奏请求让伯父的曾孙苏彭得到官职。他见到好人好事就称赞，唯恐自己称赞得不够；见到不善的人和事就指责，唯恐自己指责得不彻底；见到正义之事就勇于去做，不考虑个人安危。因此他多次被世人所困，但始终不以为憾。孔子称赞伯夷、叔齐为古之贤人，说：“他们追求仁德而得到了仁德，又有什么可怨恨的呢？”苏轼正是这样的人。

注释
子瞻：苏轼。
谪居（zhé jū）：意思是贬谪后住在某地。
明年：第二年。
被病：指疾病缠身。
毗陵：今江苏省常州市。
咨嗟：叹息。
辄：就，总是。
钤辖：宋代武官名。
恣：放纵。
徙：调动官职。
屦杖：指古礼年五十得扶杖。
讫事：竣工。

　　文中简洁而全面地回顾了苏轼的一生，高度评价了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多方面的卓越成就，赞扬其豁达乐观、正直无私、关爱百姓的高尚品德；还强调了苏轼在当时及后世产生的广泛影响。这篇文章深情地记述了苏轼的生平事迹、逝世及其深远影响，同时表达了作者苏辙对兄长的深厚情感与哀悼之情。

　　读苏轼传记，使人感到，在苏轼的禀性中，有一种天然的道家素质。《宋史·苏轼传》说苏10岁时，父亲苏洵游学四方，苏轼就由老师张易简与其母程氏教读。到了苏20岁左右时，他对庄子思想就有了相当深刻的认识：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好贾谊、陆贽书。既而读《庄子》，叹曰：“吾昔有见， 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这就是说，在苏轼未读《庄子》之前，就已形成了与庄子相似的人生观，只是还未能用文字把它们表达出来而已，待到见了《庄子》，才知道庄子已经讲了他心中要讲的话。两个文化巨人，相距千年而心心相契，可谓是“忘年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