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庭坚

　　行书

　　在祖父黄湜的影响下，黄庭坚自小就喜欢书法。他擅长行书、草书，楷书也自成一家。学书尤为推崇王羲之《兰亭序》。其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王羲之书法学习的深悟。

　　黄庭坚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深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庭坚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黄庭坚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黄庭坚，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黄庭坚代笔。

　　黄庭坚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黄庭坚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

　　黄庭坚的草书是学时人周越的 。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庭坚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

　　无疑，黄庭坚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黄庭坚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

早年经历
　　黄庭坚，字鲁直，生于宋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为洪州分宁（今江西省九江市修水县）人。

　　幼年便聪颖过人，读书数遍就能背诵。他舅舅李常到他家，取架上的书问他，他没有不知道的。李常非常奇怪。以为他是千里之才。

　　宋皇祐三年（1051年），七岁，作牧童诗：“骑牛远远过前村，吹笛风斜隔岸闻，多少长安名利客，机关用尽不如君”。

　　宋皇祐四年（1052年），八岁，作诗送人赴举：“万里云程着祖鞭，送君归去玉阶前，若问旧时黄庭坚，谪在人间今八年”

供职京师
　　宋治平四年（1067年），黄庭坚考中进士，任汝州叶县县尉。熙宁初参加四京学官的考试。由于应试的文章最优秀，担任了国子监教授，留守文彦博认为他有才能，留他继续任教。苏轼有一次看到他的诗文，以为他的诗文超凡绝尘，卓然独立于千万诗文之中，世上好久已没有这样的佳作。由此，他的名声开始震动四方。黄庭坚担任太和县知县，以平易治理该县。当时课颁盐筴，其他县都争着占多数，太和县独不这样，县吏们不高兴，可是该县的老百姓都喜欢。

　　宋神宗元丰八年（1085年），以秘书省校书郎召入京师。五月黄相出生，后任神宗实录检讨官，著作佐郎。

　　宋元祐元年（1086年），哲宗即位，召黄庭坚为校书郎、《神宗实录》检讨官。

　　宋元祐二年（1087年），迁著作佐郎，加集贤校理。《神宗实录》修成后，提拔为起居舍人。遭母丧。黄庭坚性情至孝，母亲病了一年，他日夜察看颜色，衣不解带，及死，筑室于墓旁守孝，哀伤成疾几乎丧命。丧服解除后，任秘书丞，提点明道官，兼国史编修官。

流寓江汉
　　宋绍圣初，黄庭坚出任宣州知州，改知鄂州。章敦、蔡卞与其党羽认为《神宗实录》多诬陷不实之辞，使前修史官都分别居于京城附近各处以备盘问，摘录了千余条内容宣示他们，说这些没有验证。不久，经院受考察审阅，却都有事实根据，所剩下的只有三十二件事。黄庭坚在《神宗实录》中写有“用铁龙爪治河，有同儿戏”的话，于是首先盘问他。黄庭坚回答道：“庭坚当时在北都做官，曾亲眼看到这件事，当时的确如同儿戏。”凡是有所查问，他都照实回答，毫无顾忌，听到的人都称赞他胆气豪壮。黄庭坚因此被贬为涪州别驾、黔州安置，攻击他的人还认为他去的是好地方，诬他枉法。后因避亲属之嫌，于是移至戎州。黄庭坚对此像没事一样，毫不以贬谪介意。四川的士子都仰幕他，柔意和他亲近。他讲学不倦，凡经他指点的文章都有可观之处。

暮年余晖
　　宋元符元年（1100年），徽宗即位，起任黄庭坚为监鄂州税，签书宁国军判官、舒州知州，又以受部员外郎召用，他都推辞不就，请求为郡官，得任太平州知州，上任九天就被罢免，主管玉龙观。黄庭坚在河北时与赵挺之有些不和，赵挺之执政，转运判官陈举秉承他的意向，呈上黄庭坚写的《荆南承天院记》，指斥他对灾祸庆幸，黄庭坚再一次被除名，送到宜州管制。

　　宋崇宁二年（1103年），以幸灾谤国之罪除名羁管宜州。

　　崇宁四年（1105年）， 转到永州，黄庭坚未听宣布命令就客死在宜州（广西宜山县）贬所，终年六十岁。

　　大观三年（1109年）二月，门人苏伯固、蒋湋护其丧归葬双井祖茔之西，建炎四年庚戌（1130年）高宗中兴，赠直龙图阁，德祐元年乙亥（1275年）太常寺议谥“文节”。

　　擅文章、诗词，尤工书法。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早年受教于苏轼，与张耒、晁补之、秦观并称“苏门四学士”。诗与苏轼并称“苏黄”，有《豫章黄先生文集》。词与秦观齐名，有《山谷琴趣外篇》、龙榆生《豫章黄先生词》。词风流跌宕豪迈，较接近苏轼，为“江西诗派”之祖。晁补之云：“鲁直间作小词固高妙，然不 是当行家语，自是著腔子唱好诗。”（见《诗人玉屑》）另有不少俚词，不免亵诨。有《山谷词》又名《山谷琴趣外篇》。主要墨迹有《松风阁诗》、《华严疏》、《经伏波神祠》、《诸上座》、《李白忆旧游诗》、《苦笋赋》等。书论有《论近进书》、《论书》。黄庭坚是“苏门四学士”之一，诗风奇崛瘦硬，力摈轻俗之习。开一代风气，为江西诗派的开山鼻祖。书法精妙，与苏、米、蔡并称“宋四家”。词与秦观齐名，艺术成就不如秦观。晚年近苏轼，词风疏宕，深于感慨，豪放秀逸，时有高妙。有《山谷集》七十卷。

　　北宋元符元年，居戎州时，仿王羲之《兰亭集序》中“曲水流觞”意境，于今宜宾市郊北凿石饮水为池，现为宜宾市江北公园，曰“流杯池”。受当地人喜爱。

　　《李白忆旧游诗草书卷》，是北宋书法家、诗人黄庭坚晚年草书代表作。正如沈周在诗卷的题跋中所说：“山谷书法，晚年大得藏真（怀素）三昧，此笔力恍惚，出神入鬼，谓之‘草圣’宜焉！”此时黄庭坚的草书艺术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祝允明评论此帖说：“此卷驰骤藏真，殆有夺胎之妙。”

　　黄庭坚纪念馆为江西省十大名人纪念馆之一，江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位于修水县城城南，为纪念黄庭坚而建。1982年7月开始筹建，1985年11月建成开馆，正式对外开放。为县属全额拨款文博事业单位，与县博物馆两块牌子、一套人马合署办公，人员编制7人。工作人员学历均为大中专及以上，中级职称（文博馆员）1名。馆址南山崖为省级风景名胜区，紧临修河，危崖兀立河畔，山巅登高望远，平地视野开阔，古树参天，四季葱翠，景色宜人，鸟语花香，为黄庭坚少时读书游憩之地。素有“七百里修江第一山”之美誉。已故原全国政协副主席、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著名书法家赵朴初先生题写馆名。建馆以来，先后由徐振华、傅伯华、黄本修、朱一平担任馆长，每10年举办一次全国性的纪念活动及黄庭坚诗词书法学术研讨会，迄今已成功举办三次（1985、1995、2005）。

　　同他的前辈一样，黄庭坚对西昆体也是猛烈攻击的。西昆诗人讲究声律、对偶、辞藻，为了在艺术上摆脱西昆诗人的影响，从欧阳修、梅尧臣开始就企图在立意、用事、琢句、谋篇等方面作些新的探索。到北宋中叶以后，这百年以上的承平局面和新旧党争的风险，即使许多诗人愈来愈脱离现实；当时大量书籍的刊行，封建文化的高涨，又使他们不满足于寻常典故的运用，而务求争新出奇（注：欧阳修与梅尧臣书，不满意当时人作白兔诗“皆以常娥月宫为说”，苏轼《聚星堂雪》诗“禁体物语”，皆见当时诗人争新出奇的风气，到黄庭坚更变本加厉。）

　　这样，他们虽努力在诗法上向杜甫、韩愈以来的诗人学习，却未能更好地继承杜甫、白居易以来诗家的现实主义精神。他们摆脱了西昆体的形式主义，又走上了新的形式主义道路。这就是从北宋后期逐渐形成的江西诗派。这一派诗人并不都是江西人，只因黄庭坚在这派诗人里影响特别大，所以有此称呼。《苕溪渔隐丛话》曾称引黄庭坚的诗说：“随人作计终后人。”又说：“文章最忌随人后。”可见他在文学创作上是有开辟道路的雄心的。然而他的社会接触面较之前辈诗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都远为狭小，长期的书斋生活与脱离现实的创作倾向使他只能选择一条在书本知识与写作技巧上争胜的创作道路。他说：“诗词高胜，要从学问中来。”（见《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又说：“老杜作诗，退之作文，无一字无来处；盖后人读书少，胡谓韩杜自作此语耳。古之能为文章者，真能陶冶万物，虽取古人之陈言入于翰墨，如灵丹一粒，点铁成金也。”（《答洪驹父书》）可以看出他的这种倾向。那么怎样取古人陈言点铁成金呢？就是根据前人的诗意，加以变化形容，企图推陈出新。他称这种作法是“脱胎换骨”，是“以俗为雅，以故为新”，是“以腐朽为神奇”。比如王褒《僮约》以“离离若缘坡之竹”形容那髯奴的胡须。黄庭坚《次韵王炳之惠玉版纸》诗：“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进一步用空谷的清风形容王炳之那闻声不见嘴的大胡子，就有了新的意思。又如后人根据李延年《佳人歌》，用“倾城”、“倾国”形容美色，已近俗滥。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诗：“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意思就深了一层，而且符合于这些文人的雅趣。这些运用书本材料的手法，实际是总结了杜甫、韩愈以来诗人在这方面的经验的。他同一般低能文人的慕拟、剽窃不同之处，是在材料的选择上避免熟滥，喜欢在佛经、语录、小说等杂书里找一些冷僻的典故，稀见的字面。在材料的运用上力求变化出奇，避免生吞活剥。为了同西昆诗人立异，他还有意造拗句，押险韵，作硬语，连向来诗人讲究声律谐协和词彩鲜明等有成效的艺术手法也抛弃了。象下面这首诗是比较能表现他这一方面的特点的。

　　我诗如曹郐，浅陋不成邦；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赤壁风月笛，玉堂云雾窗；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诸人方嗤点，渠非晁张双；袒怀相识察，床下拜老庞。小儿未可知，客或许敦庞；诚堪婿阿巽，买红缠酒缸。——《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次韵道之》

　　这是他答和苏轼的一首诗。开首四句说他的诗没有苏轼那样阔大的气象。中间十二句写苏轼对他的赏识，同时表现他的傲兀性格，象倒在涧壑里的枯松，波涛推不动，万牛挽不前的。结四句说他儿子或可以同苏轼的孙女阿巽相配，言外之意即说他的诗不能同苏轼相比。这正是后来江西派诗人说的“打猛诨入，打猛诨出”，用一种诙谐取笑的态度表示他们的情谊。这诗从用字、琢句以至命意布局，变尽建安以来五言诗人熟习的道路。然而比之曹植赠丁仪、沈约寄范云、杜甫赠李白等诗篇，黄庭坚虽然字敲句打，作意出奇，却仍未能有效地表达他的真情实感。

　　当然，作为一个开创诗流派的艺术大匠，黄庭坚的诗并不是每篇都这样生硬的。当他受到真情实境的激发，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刻意好奇的习气时，依然能够写出一些清新流畅的诗篇，像下面的例子。

　　投荒万死鬓毛斑，生入瞿塘滟预关。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满川风雨独凭栏，绾结湘娥十二鬟。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登快阁》

　　宋诗最初形成反西昆的流派，是由于当时作者如欧阳修、苏舜钦、梅尧臣等的面向现实，以诗配合他们的政治斗争，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民的意愿。黄庭坚论诗说：“诗者，人之性情也，非强谏诤于庭，怨愤诟于道，怒邻骂座之为也。”又说：“其发为讪谤侵凌，引领以承戈，披襟而受矢，以快一朝之愤者，人皆以为诗之祸，是失诗之旨，非诗之过也。”（《书王知载朐山杂咏后》）显然，这是取消了诗歌的战斗作用，其结果必然要走上脱离现实、片面追求艺术技巧的道路，偏离了诗文革新运动的方向。

　　黄庭坚书法初以宋代周越为师，后来受到颜真卿、怀素、杨凝式等人的影响，又受到焦山《瘗鹤铭》书体的启发，行草书形成自己的风格。黄庭坚大字行书凝练有力，结构奇特，几乎每一字都有一些夸张的长画，并尽力送出,形成中宫紧收、四缘发散的崭新结字方法,对后世产生很大影响。在结构上明显受到怀素的影响，但行笔曲折顿挫，则与怀素节奏完全不同。在他以前，圆转、流畅是草书的基调，而黄庭坚的草书单字结构奇险，章法富有创造性，经常运用移位的方法打破单字之间的界限，使线条形成新的组合，节奏变化强烈，因此具有特殊的魅力，成为北宋书坛杰出的代表，与苏轼成为一代书风的开拓者。后人所谓宋代书法尚意，就是针对他们在运笔、结构等方面更变古法，追求书法的意境、情趣而言的。黄庭坚与苏轼、米芾、蔡襄等被称为宋四家。

　　黄庭坚对书法艺术发表了一些重要的见解，大都散见于《山谷集》中。他反对食古不化，强调从精神上对优秀传统的继承，强调个性创造；注重心灵、气质对书法创作的影响；在风格上，反对工巧，强调生拙。这些思想，都可以与他的创作相印证。

　　流传黄庭坚的书法，小字行书以《婴香方》、《王长者墓志稿》、《泸南诗老史翊正墓志稿》等为代表，书法圆转流畅，沉静典雅。大字行书有《苏轼黄州寒食诗卷跋》、《伏波神祠字卷》、《松风阁诗》等，都是笔画遒劲郁拔，而神闲意秾，表现出黄书的特色。草书有《李白忆旧游诗卷》、《诸上座帖》等，结字雄放瑰奇，笔势飘动隽逸,在继承怀素一派草书中,表现出黄书的独特面貌。此外黄庭坚的书法还有《伯夷叔齐墓碑》、《狄梁公碑》、《游青原山诗》、《龙王庙记》、《题中兴颂后》等。

　　其中，《松风阁诗帖》是黄庭坚晚年作品，黄庭坚一生创作了数以千百的行书精品，其中最负盛名者当推《松风阁诗帖》。这件书迹长波大撇，提顿起伏，一波三折，像是船夫摇桨用力的样子。不论收笔、转笔，都是楷书的笔法，下笔平和沉稳，变化非常含蓄，轻顿慢提，婀娜稳厚，意韵十足。在后段提到前一年已去世的苏轼时，心中不免激动，笔力特别凝重，结字也更加倾侧，是尚意书风的典型，其风神洒荡，意韵十足，堪称行书之精品。被称天下十大行书之一，排第九。

　　用笔如冯班《钝吟杂录》所讲：“笔从画中起，回笔至左顿腕，实画至右住处，却又跳转，正如阵云之遇风，往而却回也。”他的起笔处欲右先左，由画中藏锋逆入至左顿笔，然后平出，无平不陂，下笔着意变化，收笔处回锋藏颖，以“画竹法作书”给人以沉着痛快的感觉。其结体从颜鲁公《八关斋会报得记》来，中宫收紧，由中心向外作辐射状，纵伸横逸，如荡桨，如撑舟，气魄宏大，气宇轩昂，其个性特点十分显著。

　　《经伏波神祠诗》，行书墨迹，纸本，46行，每行字数不一，共477字。原迹现存日本。此诗帖，洋洋数十行，挥洒自如，笔笔精到，气势开张，结体舒展，范成大评“山谷晚年书法大成，如此帖毫发无遗恨矣，心手调合，笔墨又如人意。”此帖正是一种心平气和的境况下的经意之作，具有黄庭坚书法艺术的特点，是黄庭坚晚年的得意之作。

　　黄庭坚在衡州，去得最多、待得最久的地方是花光寺。据《衡州府志》载，花光寺在城南十里，即今衡阳市黄茶岭一带。
　　花光寺住持仲仁，字超然，越州会稽（今浙江绍兴）人。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3）来到衡州，因住在花光寺，故人称花光和尚。仲仁酷爱梅花，每值春暖花开，他就终日坐卧花间，吟诵赏玩。曾于月夜见梅影映窗，疏影摇曳，悄然可爱，于是欣然提笔摹写。此后，他的梅花画技大进，将梅花枝干虬曲、疏影横斜的神韵，表现得淋漓尽致，成为墨梅画法的始祖。
　　史载，仲仁墨梅代表作有《暗香》、《疏影》、《水边》、《溪雪》等，但均无留存。
　　黄庭坚对仲仁画作称叹不已，夸他所画梅花“如嫩寒清晓，行孤山篱落间，但欠香耳”。
　　在花光寺，仲仁拿出秦观和苏轼留下的诗卷给黄庭坚观赏，并且画梅数枝及烟外远山相赠。苏、秦都是黄庭坚在京城的至交挚友，但两人均先他而逝。在长沙，黄庭坚遇到了秦观的儿子和女婿。穷困潦倒的他们，正护送秦观灵柩北上。黄庭坚见到两位晚辈，竟握着他们的手失声痛哭，随即赠银二十两作办丧事之用。此时此地，又见亡友遗作，想起官路飘零，盛年不再，不禁悲思汹涌，作《花光仲仁出秦苏诗卷思二国士不可复见开卷绝叹因花光为我作梅数枝及画烟外远山追少游韵记卷末》：
　　梦蝶真人貌黄槁，篱落逢花须醉倒。雅闻花光能画梅，更乞一枝洗烦恼。扶持爱梅说道理，自许牛头参已早。长眠橘洲风雨寒，今日梅开向谁好。何况东坡成古丘，不复龙蛇看挥扫。我向湖南更岭南，系船来近花光老。叹息斯人不可见，喜我未学霜前草。写尽南枝与北枝，更作千峰倚晴昊。
　　逝者已矣，生者还要远行。尽管迭遭打击，还是傲然挺立，“喜我未学霜前草”。诗中的“梅花”、“千峰”，无疑是山谷老人人格的象征。
　　此外，黄庭坚还作《千秋岁》词，追和秦观遗作：
　　苑边花外，记得同朝退。飞骑轧，鸣珂碎。齐歌云绕扇，赵舞风回带。严鼓断，杯盘狼藉犹相对。 洒泪谁能会？醉卧藤阴盖。人已去，词空在。兔园高宴悄，虎观英游改。重感慨，波涛万顷珠沉海。
　　虽然黄庭坚和花光和尚在衡州只是短暂相聚，却结下了深厚的友谊。黄庭坚对花光仲仁的人品和画艺推崇备至，为之赋诗数首。如《题花光画》：
　　湖北山无地，湖南水澈天。云沙真富贵，翰墨小神仙。
　　诗中既有画境，也有人生境界。还有一首《题花光画山水》也是如此：
　　花光寺下对云沙，欲把轻舟小钓车。更看道人烟雨笔，乱峰深处是吾家。
　　黄庭坚和仲仁和尚同为艺术大师，十分投缘，竟夕畅谈，对花光寺的一草一木、一房一亭都产生了好感。这首诗是写寺内的“所住堂”：
　　此山花光佛所住，今日花光还放光。天女来修散花供，道人自有本来香。
　　哪里是写所住堂，明明就是写花光和尚，花光山上有佛，花光寺内有花光和尚，花光就是佛啊。还有一首写花光寺旁的高节亭：
　　高节亭边竹已空，山矾独自倚春风。二三名士开颜笑，把断花光水不通。
　　高节亭边已无竹，但一丛丛的山矾花在盛开。名士聚集之处，快乐可以阻断水流！
　　时花光寺旁有一株高大雄伟的松树，历数百年风雨，依旧傲然挺立。松树是坚定和长寿的象征，历来为正直之士所看重。黄庭坚引松树为同类，作《天保松铭》并以序文详述其原委：
　　衡州花光山，实衡岳之南麓。有松杰出，盘礴云表。晋陵邹浩尝以问长老仲仁曰：“方法堂佛殿鼎新之时，他山之木尚入绳墨，乃不以为材耶？”仲仁曰：“自其合抱以来，睥睨于其旁者，踵相寻而至，岂特吾寺之人哉？但以适当天子寿山之前，故不敢运斤耳。”因告之曰：“若闻天保之名乎？其比物以见意，止言如南山之寿，而以松柏之茂继焉。今山前之松可谓茂矣，宜以天保名之。”仁请著以示后，于是乎铭曰：“山有乔松，在南山之阳。巧匠观旁，莫之能伤。非此以为材，可以全生。得极其高大，惟时太平。薄海内外，罔不稽首。归美以报，如松之茂。惟此独也，正能长且久。勿伐勿败，祝圣人寿。”
　　这里还透露了一个信息：在宋朝的时候，南岳就是“天子寿山”。正因为这棵巨松在寿山之南，故匠人不敢砍伐。黄庭坚为之起名“天保松”，并作《铭》以昭示后人，以使这棵象征太平、强盛、长寿之树，永久耸立在花光山上。

　　我国南方楼台亭阁甚多，但最具名气的屈指可数。快阁算得上是全国闻名的古阁楼建筑之一。它以独特的建筑风格、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遗产而载入《中国名胜词典》。

　　快阁雄踞在泰和县城东侧的泰和中学校园内。这座阁楼始建于唐代乾符元年（874年），距今已有一千一百多年的历史。它初为奉祀西方慈氏（俗称观音大士）之所，名“慈氏阁”。宋初太常博士沈遵任泰和县令期间，因政通人和、百姓安居乐业，常登阁远眺，心旷神怡，遂易名“快阁”。史称：“阁曰快，自得之谓也”。

　　快阁名闻天下，始于宋代大诗人黄庭坚的名诗《登快阁》。黄庭坚（1045—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县）人，江西诗派首领，在北宋诗坛上，与苏轼齐名，世号“苏黄”。黄庭坚任泰和知县时，也常登阁游憩，并于元丰五年（1082年）赋诗一首：

　　痴儿了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

　　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

　　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

　　这就是脍炙人口的《登快阁》诗。此后，“阁名遂大著”。史载：“迨黄太史庭坚继至，赋诗其上，而名闻天下”。

　　快阁因有黄庭坚的题诗，吸引了许多达官名流和饱学之士前来游览题咏，历经宋、元、明、清诸代不绝。著名的有南宋陆游、文天祥、杨万里，元代的刘鹗，明朝的王直、罗钦顺，清代的高咏等。历代题咏的诗篇数以百计，其中文天祥的《囚经泰和仰望快阁感赋》为黄庭坚《登快阁》诗之后最负盛名的诗篇。1278年10月，民族英雄文天祥兵败广东，被元人所执，囚于船中，解往大都。船过泰和，文天祥望见快阁，如遇庐陵父老乡亲，作《囚经泰和仰望快阁感赋》，以志伤怀：“书生曾拥碧油幢，耻与群儿共竖降。汉节几回登快阁。楚囚今度过澄江。丹心不改君臣义，清泪难忘父母邦。惟恐乡人知我瘦，下帷绝粒坐蓬窗。”其凛然气节和赤子之情跃然纸上，至今读来令人感慨不已。

　　星移斗转，世事沧桑。一千多年来，这座著名的古建筑却屡建屡毁。据记载，明万历十六年（1588年）毁于水，十九年修复；清嘉庆十八年（1813年）公修，道光四年（1824年）由邑人曾敏才捐资重建；咸丰三年（1853年）毁于兵燹，五年重建。

　　快阁为砖木结构，共三层，高台回廊，大红石柱，青瓦重檐，瓷鸥盖顶。檐楔彩色螭头，梁雕龙画凤，穹顶图饰。阁厅正面墙上嵌有黄庭坚像及黄庭坚自题像赞。藏经室临河左右侧的墙壁上，分别嵌有一石匾。左侧是宋代诗人陆游题写的“诗境”二字，右侧是黄庭坚的手书箴言，即著名的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这些题词笔力雄健，是不可多得的书法精品。阁下的涪园、盟鸥馆、山谷祠与快阁参差媲美，构成“西昌八景”之一的“快阁盟鸥”。

前言
　　黄庭坚的书法成就主要表现于其行书和草书中。我们分别就其行书和草书来探讨其艺术风格形成之渊源。

行书
　　宋代近接盛唐，书家很难不受唐代书风影响。但宋代书家更注重内在精神情趣的诉求，因而和案头文牍融而为一的行书手札便成为一个时代书风发展的主流形式。“宋四家”和其他宋代书家的成就无不首先表现在行书上。而且在一大批古文运动领袖的笔墨实践中，自然不会为近时书风所束缚笼罩。自晋代以后，特别是经唐李世民力推王羲之为“尽善尽美”之后，作行书者莫不以“二王”为标准。黄庭坚最早是学时人周越的。大凡学书，学时人容易上手，但同时易流于俗气。随着眼宽识高，黄庭坚很快便转学于“二王”甚至说是《兰亭》。他有一首赞颂杨凝式的诗可以说明他对《兰亭序》习练体会之深：“世人尽学兰亭面，欲换凡骨无金丹。谁知洛阳杨风子，下笔便到乌丝栏。”这其中不能没有其对羲之书法忽有深悟的感慨自道。
　　在笔者看来，黄在上溯晋唐、学习前人经典书法时，对其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苏轼，甚至可以说黄庭坚的手札小行书在很大程度上是学苏轼的。黄庭坚作为游于苏门的四学上之一，不能不受苏轼书风的影响。在黄氏书论中，评东坡书颇多，且多为推崇备至者。苏东坡不仅是黄庭坚文学上的老师和提携者，而且也是其书法的学榜样。在山谷题跋中，即反映出黄庭坚从苏轼处学习书法的一些消息，如“予与东坡俱学颜平原。然予手拙，终不近业”，又如“东坡此帖，甚似虞世南公主墓铭草。余尝评东坡善书乃其天性。往尝于东坡见手泽二囊，中有似柳公权、褚遂良者数纸，绝胜平时所作徐浩体字。又尝为余临一卷鲁公帖，凡二十纸，皆得六七，殆非学所能到”。黄庭坚与苏轼相差八岁。，二人交谊师友之间。从黄庭坚流传至今的行帮手札墨迹看，其撇捺开张、字形扁阔、字势向右上扬等，都明显表现出苏轼书法的特征，甚至有些夸张强调，唯嫌生涩，未有苏书圃熟也。而黄庭坚以禅悟书当与苏轼互为影响。如苏轼《祷雨帖》，笔意极似山谷，特别是其末尾数字，从容娴雅，行笔松缓，几若山谷代笔。
　　至于黄庭坚的行楷大字，则又另当别论。山谷行楷大字书风的形成当为其于京口见断崖《瘗鹤铭》之后并不断师法孳乳而自成家法的。山谷师《瘗鹤铭》有一个误会，即他把《瘗鹤铭》看做右军所书，且深信不疑，故而倾力揣摩师习。不过也算是歪打正着，这倒促进了黄庭坚长枪大戟、绵劲迟涩书风的形成。从客观上看，黄庭坚与苏东坡是中国书法史上早于清代八百年超越唐代书风的笼罩而远溯先唐碑版或者说进行碑帖结合的书家。对于苏轼书风形成的渊源，只要我们把其代表作《寒食诗帖》与洛阳《龙门二十品》做一比较，即可得出明确答案。黄庭坚则明确标榜师法《瘗鹤铭》。

草书
　　黄庭坚曾有一段学习草书的概括性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初以周越为师，故二十年抖擞俗字不脱。晚得苏才翁子美书观之，乃得古人笔意；其后又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僰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拨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由黄此自道可知，其学草首先是学时人周越的。周越的书法我们现难以得见，不过从一些文献记载中还是可以想见其大概规模的。苏轼以周越书为“险劣”，米芾则评周越书为“气势雄健而锋刃交加”。黄后来在一则论书语中道出了其书法及书学思想成熟后对周越书法的看法：“王著临《兰亭》、《乐毅论》，补永禅师、周散骑《千文》，皆妙绝，同时极善用笔。若使胸中有书数千卷，不随世碌碌，则书不病韵，自胜李西台、林和靖矣。盖美而病韵者，王著；劲而病韵者，周越——皆渠侬胸次之罪，非学者不力也。”无疑，山谷对草书笔法的深刻认识和掌握，当是“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的。他在《跋此君轩诗》中写道：“近时士大夫罕得古法，但弄笔左右缠绕，遂号为草书可，不知蝌蚪、篆、隶同法同意。数百年来，唯张长史、永州狂僧怀素及余三人悟此法可。苏才翁有悟处而不能尽其宗趣，其余碌碌耳。”
　　黄庭坚草书的成熟还得益于其书外功的参悟。除其上述“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喜之所得，辄得用笔”外，他还有一段自道可说明因缘：“余寓居开元寺夕怡思堂．坐见江山。每于此中作草，似得江山之助。然颠长史、狂僧皆倚而通神入妙。余不饮酒，忽五十年，虽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笔处，时时蹇蹶，计遂不得复如醉时书也。”张旭、怀素作草皆以醉酒进入非理性忘我迷狂状态，纵笼挥洒，往往变幻莫测、出神入化。黄庭坚不饮酒，其作草全在心悟，以意使笔。然其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进入挥洒之境。而其用笔，相形之下更显从容娴雅，虽纵横跌宕，亦能行处皆留，留处皆行。山谷所作《诸上座帖》等佛家经语诸草书帖，乃真得其妙理者。也正由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