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汉安帝永初七年的这一年，我随赴任的儿子一起从京师迁往东边的陈留。时值孟春的阳春季节，选择了良辰吉日启程。早晨匆匆登车上路，傍晚时在偃师夜宿。告别了久居的京城，寄身于陌生的新地，心里充满了悲伤的情怀。

　　天亮时仍然无法入睡。情知是内心徘徊不前，又无法与命运抗争。手捧着酒杯思绪万千啊！感叹压抑的心情无法排遣。实在是没出生在巢居击蠡的上古时代啊！只怕是再没有机会贡献自己的才力。姑且顺其自然、随同大流的趋势吧，听天由命等待命运的归宿。遵循崎岖的治国之道吧，想寻求捷径又能够听从于谁呢？就这样悄悄的从京师消逝吧，暂且让高傲的魂灵四处漫游。

　　一路上历经七个城邑，遭遇了巩县的道路艰险。眺望了黄河与洛水交汇的景象，见识了成皋县著名的旋门壮观。翻越了一座座险峻的山岗，跨越了赫赫有名的荥阳城。在原武县匆匆歇脚用过午餐，当晚露宿在阳武县的桑林之间。渡过了封丘河水马不停蹄的赶路，暗自感叹着思恋的故乡越走越远。地位低下的人难免思念故土啊，自书的叙传里有详细的记载。

　　沿路前进走不了多久，就到了平丘县的北城边。进入名胜的匡郭之地忍不住思绪遥远，当年孔夫子遭受围困的情景如在眼前。那是个怎样衰乱的世道啊！难怪会有圣人被围困的事件。我久久地在站在那里惆怅徘徊，直到暮色降临而忘记回返。到了长桓县的地界，顺道察访居住在郊外的农民。目睹了蒲城县的古迹废墟，那里早已是荆棘丛生、灌木迷漫。我忧伤的向身边的人请教再三，思慕着子路当年的威望和神灵。卫国人都传颂他的勇敢和义气，到如今还无不称道颂赞。蒲城东南是贤能的蘧瑗的家乡，那里的老百姓也尊重他的坟地。

　　人世间只有美德永垂不朽啊！身躯埋葬了还有名望长存。典范的著作里赞美不绝啊，人们敬重的是美德和仁贤。吴国公子季扎说过：“卫国君子多而无患”，他的话不但可信而且还很灵验。后来的衰落导致了患难不断，于是那里衰败，再也没有兴盛。我懂得上天主宰着人的命运，从此就身体力行接近仁贤。勉励自己实行高尚的言行，对人应尽忠孝、善于宽恕。亲善正直而无怨无悔，让神明知道我的精诚。愿神灵审查并监察我的言行，保佑我真诚善良的辅佐之心。

　　总之：君子思考的问题，必定是称道的礼制；为何不各言其志，追慕古人呢？先父所到之处就会有佳作产生，虽然我才思不够敏捷，怎能不效法笔端？人世间的贫贱富贵是不能强求的啊！洁身自好、坚持正道，以此等待时来运转。长寿和短命在于天道，愚钝和聪慧来源相同。安心等待命运的安排，不管它是吉还是凶。敬业慎行不敢懈怠，牢记谦虚时刻反省。清心寡欲于平静，效仿孟公绰为楷模。

　　这篇征行赋作于汉安帝永初七年（公元113年），斯年班昭随儿子曹成（字子谷）去陈留赴任。本赋主要是抒写沿途的所见所感，注重四个方面：

　　一是写离开京城的悲伤之情；当“去故就新”时，想到身寄异地，悲伤不已，彻夜难眠。随着行程的推进，离京城越来越远，而“怀土”念故之情越发沉重，由此表达了身不由已的悲情。

　　二是写长途跋涉的劳苦之情。班昭历经七邑，风餐露宿，跋山涉水之劳，在所难免。赋文直言其事，既有巩县多艰，又有河洛险阻，更有桑间露宿。由此不能不追怀上古安居乐业的时代生活。

　　三是写缅怀先贤之情。过匡地而同情孔子受困的厄运，过卫地赞美子路的勇义精神，过蘧乡时追怀伯玉的美德不朽。这些怀古之情，既是表明自己的情感志趣的高尚，也是借古人“衰徴遭患”的命运来宽慰自我，聊以解忧。

　　四是写体察民难之情。这方面的文字虽然只有四句，而从蒲城丘墟、荆棘丛生的荒凉景象的描写，表明了东汉末年的时乱所带来的灾难。作者有意识的“察农野之居民”，可见班昭对灾难深重的农民是寄予同情的。

　　时隔十六年后，蔡邕由陈留赴京，正好与班昭的行程逆向而动，但同样呼出“民露处而寝湿”的共同心声，这不能否认此赋所产生的影响。

　　赋末“乱辞”直抒其情，强化了赋文的抒情主题，将个人富贵难求、俟时难得的命运，与东汉末年愚智不分、吉凶莫测的社会命运相联系在一起，其深刻性就在于，在交待自身遭受厄运的同时，透露了对社会的批判之情。

　　本赋的语言简明畅达，一气呵成，读来感人至深。

　　此外，其乱辞称：“ 先君行止，则有作兮，虽其不敏，敢不法兮。”这表明班昭的《东征赋》是效法其父班彪的《北征赋》而作。赋中记叙自洛阳至陈留的经历，对于孔子、子路、 蘧伯玉等先哲前贤多有称颂，都是触景生情，发为感慨。和班彪的《北征赋》相比，《东征赋》的感情描写更为细腻，作者把自己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曲折而真实地反映出来，强自开解而又无可奈何，低徊往复，而又有古淡的文风。

　　斑昭之子曹成，曾为长垣长（县长）。永初7年（公元113年）正月，班昭随其子到长垣就职。他们乘车从都城洛阳出发，经过偃师、巩义、荥阳等地进入了今天的新乡地界。他们先是到了卷城县（今原阳县），在原武（今原阳县原武镇）稍事停留，又往前行，夜间在阳武（今原阳县城）的桑间住了下来。第二天经平丘（今封丘县黄陵镇），进入匡城县（今长垣县西）。进入长垣以后，她想起了历史先贤们在这里的故事：孔子当年路经匡地，被误认为是阳虎而遭围困；子路是孔子的高足，治蒲有功后来却被冤杀；蘧伯玉是卫国的大夫，因德行高尚而被尊为卫地的形象代表。田园，农舍、村夫、城墟使班昭触景生情，浮想联翩。她将这一路上的见闻与感受，仿照她父亲班彪写的《北征赋》写成了《东征赋》。上文是对作品的创作年代和写作缘由的一种说法。

　　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的金璐璐在《学术论坛》2010年6期发表文章称：“经梳理相关文献，对班昭《东征赋》的作年与主旨进行考证，证明《东征赋》作于永元七年；《东征赋》的主旨不是班昭随子东征经历的记述，而是欲以此赋诫子曹成为官应具之德、应做之事,以不负朝廷重托。《东征赋》在创作题材、体式与风格上皆突破了汉代女性文学的陈范,在文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上文对本作品的创作年代和创作意图给出了另一种说法。

　　班昭所作《东征赋》一篇，被昭明太子萧统编入《文选》，保存了下来。李善注引《大家集》说，“子谷，为陈留长，大家随至宫，作《东征赋》。”又引《流别论》说：“发落至陈留，述所经历也。”

　　《东征赋》是东汉才女班昭于永初七年（公元113年）创作的一篇赋。一说此赋是作者随儿子曹成到长垣就职时为途中的见闻与感受而仿照其父班彪创作的《北征赋》而创作的，商丘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金璐璐则认为此赋是作者为告诫儿子曹成做官应具的品德和应做的事情而创作的。

　　此赋写了作者随儿子曹成去陈留赴任途中的所见所感以及离开京城的悲伤和长途跋涉的劳苦，在缅怀先贤、体察民难等中给人以洁身自好、坚持正道、敬业慎行的教导。全赋采取记叙、议论、抒情相间的方式，记叙条理清晰，议论委婉含蓄，抒情回环细腻，在吊古思今中寄托情思、开怀畅议、表达政见，具有很强的可读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