癸卯即公元1243年。此词因这年元宵而作。 元宵始于汉代初期，至唐代发展成为热闹的佳节。宋代以后，代代相传，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民间盛大的传统节日。以正月十五元宵节为题材的诗词，历代多有。唐代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诗，写承平时代长安元宵夜景，纯是颂诗。宋代苏轼的《蝶恋花·密州上元》词则以追忆杭州上元的热闹来反衬自己贬官密州后的苍凉心境。周邦彦的《解语花·上元》则通过描写元宵节的盛景，归结到抒发个人身世之感。辛弃疾的《青玉案·元夕》别有怀抱，意不在专咏元宵。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则抚今追昔，直抒国亡家破之恨。可见，同样的元宵佳节，在不同的作者笔下，抒发的感情是不同的。那么这首词抒发了怎样的感情呢？这首词虽因癸卯年的元宵之夜而作，但在作者眼中，“寂寞山村，无可道者”。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上片写杭州元宵之繁华，下片写密州元宵之寂寞：“寂寞山城人老也，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火冷灯稀霜露下，昏昏雪意云垂野。”不管山城的元宵夜有多么寂寞荒凉，苏轼还是把它写出来了。而段克己却感到实在没有什么可写的，只好“述昔年京华所见”。这是以无言传达难言的心境。我们不禁要问，作者的寂寞之感从何而来呢？是因为山村寂寞而感到心情寂寞，还是因为心情寂寞而更加感到山村寂寞？癸卯年金朝已亡，作者由金入元，隐居山村，不仕于元。知道这个背景，我们就容易理解作者的寂寞之感，是一种国破家亡之感；面对寂寞的山村“无可道”，包含着亡国的痛苦；对“昔年京华”元宵夜的追忆，也是对已经灭亡了的金朝的眷恋。从这点看，该词的基调和情绪与李清照的那首《永遇乐》词是极为相似的。 全词除下片结尾“繁华梦断”四句外，通篇都在追忆“昔年京华”元宵夜所见。

　　上片前三句点元宵。“暮云收尽”二句，隐括苏轼《阳关曲》“暮云收尽溢清寒，银汉无声转玉盘”和欧阳修《生查子·元夕》“月上柳梢头”，以点“望月”。“暮云收尽”一个“尽”字，把白天轻轻带过；月上柳梢，直接转入写元宵之夜。“东风”句补写元宵夜的时令特点:东风已来而春寒未消。正月十五刚刚开春，是“乍暖还寒”的时候，还能感觉到冬天的寒意。但是，大自然尽管还春寒料峭，人间却已喜气洋洋，以下即极写京城元宵之盛景。首先写金国君主通宵游幸。玉辇，是皇帝乘坐的车子，“彩仗驾双鸾”指帝王车驾前的仪仗。此二句实不单写帝王，而是以车马人迹写元宵夜的热闹场面，即李商隐诗中所谓“香车玉辇溢通衢”(《正月十五夜闻京有灯，恨不得观》)，辛弃疾词中所谓“宝马雕车香满路”(《青玉案·元夕》)。“间鸣弦脆管”谓弦管乐器错杂演奏，如周邦彦词以“箫鼓喧”写元宵夜(《解语花·上元》)。鳌山，即灯山。鼎沸，状灯火沸腾。元宵节自唐玄宗开元时起，放灯火三夜。宋太祖开宝年间又加两夜，从十四日到十八日，叫做“五夜元宵”，元宵节的繁盛到了极点，宋人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和无名氏的《宣和遗事》等书多有记载。前人写元宵灯火，如苏味道的“火树银花合”，周邦彦的“风销绛蜡，露浥红莲，灯市光相射”、“都城放夜，望千门如昼”，辛弃疾的“东风夜放花千树，更吹落，星如雨”等，都脍炙人口，此处只以“鼎沸鳌山”一句概括。

　　下片写京城士女之游，深夜人们仍然陶醉于元宵节的欢乐热闹之中。漏，古人用漏壶滴水计时，漏声即滴水声。漏声虽未残，但既然已在考虑漏声残否，说明夜已深。虽然夜已深，半醉的人们仍在寻欢追乐，到处都是灯火鲜花，在灯花丛中拥满了绣毂(车)雕鞍。“围”、“簇”二字以拟人手法极写人山人海，“绣”、“雕”二字以华丽的词藻极写游人的奢华。管弦杂作、灯火辉映、团花似锦，构成了一幅有声有色的元宵夜游图。“繁华梦断”句陡转，那繁华不过是昔日的繁华，回忆中的繁华，梦中的繁华。今日的元宵，几度春去秋来，作者早已双鬓斑白；隐居在偏远寂寞的山村，回头遥望，再也见不到昔日的京城了。正因为昔日的繁华热闹和眼下的萧条寂寞对比太强了，所以作者的感慨才特别深重，这是一种今非昔比之感，国破家亡之感。

　　词前小序从今日“寂寞山村”道及“昔年京华所见”，是一篇简洁的抒情散文。词由昔日繁华落脚到“繁华梦断”，是一篇凄凉的悲歌。序和词回环往复，哀惋动人。清人王夫之在其《姜斋诗话》中写道：“以乐景写哀，以哀景写乐，一倍增其哀乐。”作者正是采用了这种对比映衬的抒写方法，一方面极力描绘昔日元宵的盛景，另一方面点出自己今日元宵寂寞惆怅的心情，乐景与哀景形成了鲜明对比，从而使得这首词的艺术感染力大大增强。词的主要篇幅都在追忆“昔年京华”元宵，虽然单就写元宵夜景看作者并无超过前人之处，但它也有自己的特点，那就是作者几乎完全是用铺陈的手法来写元宵之夜，既无比喻，也无夸张，一字一句都非常实在，让人感到光彩夺目，这就自然使人体会到昔日京华的元宵在作者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昨日一般历历在目，也就让人能够更深地感受到作者今日的寂寞和惆怅之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