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者以仁义行法律，后世以法律行仁义。夫三代之圣王，其教化之本出于学校，蔓延于天下，而形见于礼乐。下之民被其风化，循循翼翼，务为仁义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虽不用，而其所禁亦不为不行于其间。下而至于汉、唐，其教化不足以动民，而一于法律。故其民惧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为仁义。唐之初，大臣房、杜辈为《刑统》，毫厘轻重，明辩别白，附以仁义，无所阿曲，不知周公之刑何以易此？但不能先使民务为仁义，使法律之所禁不用而自行如三代时，然要其终亦能使民勉为仁义。而其所以不若三代者，则有由矣，政之失，非法之罪也。是以宋有天下，因而循之，变其节目而存其大体，比闾小吏奉之以公，则老奸大猾束手请死，不可漏略。然而狱讼常病多，盗贼常病众，则亦有由矣，法之公而吏之私也。夫举公法而寄之私吏，犹且若此，而况法律之间又不能无失，其何以为治？

　　今夫天子之子弟、卿大夫与其子弟，皆天子之所优异者。有罪而使与氓隶并笞而偕戮，则大臣无耻而朝廷轻，故有赎焉，以全其肌肤而厉其节操。故赎金者，朝廷之体也，所以自尊也，非与其有罪也。夫刑者，必痛之而后人畏焉，罚者不能痛之，必困之而后人惩焉。今也，大辟之诛，输一石之金而免。贵人近戚之家，一石之金不可胜数，是虽使朝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暮杀一人而输一石之金，金不可尽，身不可困，况以其官而除其罪，则一石之金又不皆输焉，是恣其杀人也。且不笞、不戮，彼已幸矣，而赎之又轻，是启奸也。夫罪固有疑，今有人或诬以杀人而不能自明者，有诚杀人而官不能折以实者，是皆不可以诚杀人之法坐。由是有减罪之律，当死而流。使彼为不能自明者耶，去死而得流，刑已酷矣。使彼为诚杀人者耶，流而不死，刑已宽矣，是失实也。故有启奸之衅，则上之人常幸，而下之人虽死而常无告；有失实之弊，则无辜者多怨，而侥幸者易以免。

　　今欲刑不加重，赦不加多，独于法律之间变其一端，而能使不启奸，不失实，其莫若重赎。然则重赎之说何如？曰：士者五刑之尤轻者止于墨，而墨之罚百锾。逆而数之，极于大辟，而大辟之罚千锾。此穆王之罚也。周公之时，则又重于此。然千锾之重，亦已当今三百七十斤有奇矣。方今大辟之赎，不能当其三分之一。古者以之赦疑罪而不及公族，今也贵人近戚皆赎，而疑罪不与。《记》曰：公族有死罪，致刑于甸人。虽君命宥，不听。今欲贵人近戚之刑举従于此，则非所以自尊之道，故莫若使得与疑罪皆重赎。且彼虽号为富强，茍数犯法而数重困于赎金之间，则不能不敛手畏法。彼罪疑者，虽或非其辜，而法亦不至残溃其肌体，若其有罪，则法虽不刑，而彼固亦已困于赎金矣。夫使有罪者不免于困，而无辜者不至陷于笞戮，一举而两利，斯智者之为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