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祐七年五月十六日，龙图阁学士左朝奉郎知扬州苏轼状奏。臣闻之孔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夫民既富而教，然后可以即戎，古之所谓善人者，其不及圣人远甚。今二圣临御，八年于慈，仁孝慈俭，可谓至矣。而帑廪日益困，农民日益贫，商贾不行，水旱相继，以上圣之资，而无善人之效，臣窃痛之。

　　所至访问耆老有识之士，阴求其所以，皆曰：方今民荷宽政，无它疾苦，但为积欠所压，如负千钧而行，免于僵仆则幸矣，何暇举首奋臂，以营求于一饱之外哉。今大姓富家，昔日号为无比户者，皆为市易所破，十无一二矣。其余自小民以上，大率皆有积欠。监司督守令，守令督吏卒，文符日至其门，鞭笞日加其身，虽有白圭、猗顿，亦化为筚门圭窦矣。自祖宗已来，每有赦令，必曰：凡欠官物，无侵欺盗用，及虽有侵盗而本家及伍保人无家业者，并与除放。祖宗亦不知官物失陷、奸民幸免之弊，特以民既乏竭，无以为生，虽加鞭挞，终无所得，缓之则为奸吏之所蚕食，急之则为盗贼之所凭藉，故举而放之，则天下悦服，虽有水旱盗贼，民不思乱，此为捐虚名而收实利也。

　　自二圣临御以来，每以施舍己责为先务，登极赦令，每次郊赦，或随事指挥，皆从宽厚。凡今所催欠负，十有六七，皆圣意所贷矣。而官吏刻薄，与圣意异，舞文巧诋，使不该放。监司以催欠为职业，守令上为监司之所迫，下为胥吏之所使，大率县有监催千百家，则县中胥徒举欣欣然，当日有所得，而一旦除放，则此等皆寂寥无获矣。自非有力之家，纳赂请赇，谁肯举行恩贷。而积欠之人，皆邻于寒饿，何赂之有。其间贫困扫地，无可蚕食者，则县胥教令通指平人，或云衷私擅买，抵当物业，或虽非衷私，而云买不当价，似此之类，蔓延追扰，自甲及乙，自乙及丙，无有穷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钱，谓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盖无虚日，俗谓此等为县胥食邑户。嗟乎，圣人在上，使民不得为陛下赤子，而皆为奸吏食邑户，此何道也！

　　商贾贩卖，例无现钱，若用现钱，则无利息，须今年索去年所卖，明年索今年所赊，然后计算得行，彼此通济。今富户先已残破，中民又有积欠，谁敢赊卖物货，则商贾自然不行，此酒税课利所以日亏，城市房廊所以日空也。诸路连年水旱，上下共知，而转运司窘于财用，例不肯放税，纵放亦不尽实。虽无明文指挥，而以喜怒风晓官吏，孰敢违者。所以逐县例皆拖欠两税，较其所欠，与依实检放无异，于官了无所益，而民有追扰鞭挞之苦。近日诏旨，凡积欠皆分为十料催纳，通计五年而足。圣恩隆厚，何以加此。而有司以谓有旨，倚阁者方得依十料指挥，余皆并催。纵使尽依十料，吏卒乞觅，必不肯分料少取。人户既未纳足，则追扰常在，纵分百料，与一料同。

　　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死亡过半。而欠籍不除，以至亏欠两税，走陷课利，农末皆病，公私并困。以此推之，天下大率皆然矣。臣自颍移扬州，过濠、寿、楚、泗等州，所至麻麦如云。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云：“丰年不如凶年。天灾流行，民虽乏食，缩衣节口，犹可以生。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言讫，泪下。臣亦不觉流涕。又所至城邑，多有流民。官吏皆云：“以夏麦既熟，举催积欠，故流民不敢归乡。”臣闻之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

　　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臣自到任以来，日以检察本州积欠为事。内已有条贯除放，而官吏不肯举行者，臣即指挥本州一面除放去讫。其余理合放而于条未有明文者，即且令本州权住催理，听候指挥。其于理合放而于条有碍者，臣亦未敢住催。各具利害，奏取圣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