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象牙、犀角、珍珠、美玉这些奇异珍贵的物品，虽然可以使人赏心悦目，却不实用。金石、草木、丝麻、五谷、六材，虽然具有实用价值，用过之后就会破损，取来就会用完。既能愉悦人的耳目又具有实用性；用过不会破损、取来不会用完；有贤能的人和无贤能的人都可以依凭各自的资质而各有所得；道德高尚的人和聪明睿智的人都能凭借各自的天分而各有发现；资质天分不同但是只要求取就不会没有收获的，大概只有书籍了吧。

　　从圣人孔子开始，人们的学习就一定都是从读书开始。在那个时代，只有东周王室的柱下史老聃拥有很多的书。韩宣子出访鲁国，才见到《周易》《象魏》和《鲁春秋》。季札出访地处中原的鲁国，这才得以欣赏到风、雅、颂的演奏。而楚国仅有左史倚相，能读懂《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等三皇五帝时的艰涩难懂的古书。出生在那个时代的读书人，能够读到儒家六部经典之作的人大概没有几个，他们的学习条件可以说是非常艰苦的。然而他们都熟习礼制和音乐，在道德上具有深厚的修养，这些都不是后代的读书人所能企及的。

　　自从秦汉以来，著书的人越来越多，纸张和文字笔画一天天趋于简便，因而书籍也随之日趋丰富，读书的人没有哪一个没有书的，然而学习、读书的人却越来越不认真，这是什么原因呢？我还赶得上见到那些老一辈的儒学先生，据说他们小时候，想要找《史记》《汉书》也找不到；有幸借到了，都要亲自动手抄写，日夜背诵，唯恐抄不完、背不熟就要归还了。近年来书商间相互辗转翻刻刊印书籍，诸子百家的书，每天都有千万流传于世。对于读书人来说，当今的书是如此多又如此容易得到，照理说他们的文章词采和学术造诣，应当比古人好上许多倍。可是现在参加科举考试的年轻士子，全都把书捆扎起来而不去阅读，言谈空洞无物；漫无根底，这又是什么原因呢？

　　我的好友李公择，年轻时曾在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中的僧舍里读书。公择离开以后，山中的人怀念他，便把他住过的地方命名为“李氏山房”。那里的藏书共有九千多卷。公择已经广泛地涉猎了各类图书，探讨了它们的源流，采撷了其中的精华，并且仔细品尝了其中的美味，化为已有，体现于文章中，表现在行动上，因而闻名于当世。可是那些书依然像它们本来的样子，并没有丝毫的损毁。公择打算把这些书留传给后来的人，供他们对书籍无限的需求，从而满足他们的才智和天分所应当得到的知识。所以不把书藏在家里，而是藏在他从前住过的僧舍中，这是品德高尚的人的苦心。

　　我已经是年老多病的人了，对于社会没有很大的用处了，只希望能有几年的闲暇，遍读李君藏书中我还没有见过的书。而庐山本来就是我希望游览而一直没能去成的地方，大概我将终老于此了。我把公择的藏书全都翻出来，拾取他剩余弃置的东西来弥补自己的缺陷，也许会有所收益吧！而公择要我写篇文章作为他的庐山藏书记，于是才写下了上面的一席话，让后来的人得知以前的君子见到书的困难，而当今的读书人有书却不读，是非常可惜的。

注释
李氏：指李常，字公择，南昌建昌人，曾做过齐州（今山东济南）知州，是黄庭坚的舅父。
象：象牙。犀：犀牛角。珠：珍珠。玉：美玉。
怪珍：奇异珍贵。
金石：金属和石料。
五谷：上古时五种谷物的统称，具体说法不同：有的以黍、稷、麦、豆、麻为五谷，有的则以稻、稷、麦、豆、麻为五谷，后世成为谷物的泛称。
六材：古代制作弓所用的六种材料，即干、角、筋、胶、丝、漆。
弊：通“敝”，破旧，损坏。竭：尽。
贤不肖：即贤与不贤，意即贤能的人和不贤能的人。
才：才能。
仁：即仁者，指道德修养高的人。
智：即智者，指有聪明才智的人。分：天分，资质。
“自孔子”二句：意即自从圣人孔子开始，人们的学习都一定是从读书开始的。据《史记·孔子世家》记载，孔子读《易》“韦编三绝”，当时的书是用熟牛皮编（即韦编）的竹简，孔子却因用功勤苦而致书被多次读破（即三绝，三是约数）。
柱下史：掌管王室藏书的官，常侍立殿廊柱下，因而得名。老聃（dān）：即老子，姓李名耳，谥号为聃，春秋时楚国苦县（今河南鹿邑县）人，道家学派创始人，有《道德经》（又名《老子》）一书。曾任东周王室柱下史。
韩宣子：名起，春秋时晋国大夫。适：到，去。据《左传·昭公二年》记载，晋平公派韩宣子访问鲁国，“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矣。’”《易》：即《周易》。《象》：据杨伯峻《春秋左传注》引宋代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六说，当指《象魏》，象魏本是宫门外悬挂法令使百姓知晓之处，后转而指代法令，此《象》即指代鲁国历代政令。一说《易》《象》指《周易》的《象辞》。《鲁春秋》：《春秋》本是当时各国史书的通称，《鲁春秋》即是鲁国的历史书，经孔子修订后成为现在专指的《春秋》。
季札（zhá）：春秋时期吴国贵族，政治家、外交家、文艺评论家，吴太伯二十世孙（一说：吴太伯十九世孙） [55] [63]，吴王寿梦第四子，吴王诸樊、余祭、夷昧之弟。据《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出访鲁国，鲁国乐工为之歌《周南》《召南》《风》《雅》《颂》，他一一加以评论。聘：出访，指古代诸侯之间或诸侯与天子之间派使节问候。上国：中原地区的诸侯国，此指鲁国。
《诗》之风、雅、颂：即指《诗经》中的《国风》《大雅》《小雅》《周颂》《鲁颂》《商颂》。
左史倚相：左史，史官名。周代史官分左史、右史，左史记言，右史记事。倚相，人名，春秋时楚国的左史。他学识渊博，据《左传·昭公十二年》记载，楚灵王曾对大臣子革赞扬倚相说：“是良史也，子善视之，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三坟》《五典》《八索》《九丘》：相传为三皇、五帝时的古书，字句艰涩难懂，久已失传。
六经：儒家的六种经典著作，即《诗经》、《尚书》、三《礼》（《周礼》《仪礼》和《礼记》）、《周易》、《春秋》以及早已失传的《乐经》，也称“六艺”。盖：副词，表示推测，意即大概、也许。
作者：写书的人。纸与字画日趋于简便：秦汉以来书写材料由甲骨、竹简转变为丝帛和纸，日趋便利，而文字也由繁难的籀文、大篆简化为小篆、隶书，再简化为楷体。这方便了书籍的流通。
学者：学习的人。益：更加。
苟简：马虎，草率。
老儒：老儒生，老学者。
市人：买卖人，此指书商。
幕刻：翻印。
倍蓰（xǐ）：超过数倍。蓰，本意为五倍，此处泛指。
科举：从隋朝开始，历代设科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由分科考试取士而得名。游谈：空谈。游：虚浮不实。
庐山：在江西九江市南，北临长江，东南依鄱阳湖。相传秦末匡氏七兄弟庐居此山，故亦名匡庐山。五老峰：庐山南面的一座高峰，如五位老人并坐，因而得名。
凡：总共。
涉其流，探其源：指广泛涉猎、探讨了图书、知识的源流演变。采剥：即采摘，采撷。剥，通“扑”，意即敲打，采摘，《诗经·豳风·七月》有“八月剥枣”。华实：即花和果实。华，通“花”，此作精华解。
膏味：甘美的滋味。行事：做事，意即为人处世。

　　《李氏山房藏书记》作于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当时苏轼在密州担任知州。李常是黄庭坚的舅父，与苏轼交往甚密，他年轻时曾在庐山读书，并把他的书全部藏在庐山寺庙里，以供后生学习，这种有益于社会的无私品质使苏轼很受感动。应李常之约，苏轼写下了这篇文章。

　　这是一篇别致的“劝学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了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它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了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读者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

　　文章一开始就论述了书的宝贵，作者举了两类东西作陪衬，如“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使人见了喜欢、听了悦耳的好处，但并没有普遍使用的价值；金石草木丝麻等物品，有普遍的使用价值，但又有使用损耗和来源短缺的弊病。在这两个陪衬下，作者才引出书籍的宝贵——有上面两类东西的优点，而没有它们的缺点，不论什么人都能从中得到一些益处。运用这种对比方法，既生动又通俗，书的宝贵价值一下就显示出来了。“书中自有黄金屋”，也是说书宝贵和读书的好处，但含义庸俗，引人入邪。该文的对比方法，内涵健康，人人明白，富有新意。

　　“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这句话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意思是说从孔子起，人们就很重视读书。那时书很少，只有周朝王室的书很多，求书很难。作者从不同角度举了例子，一是楚国很大，可是只有左史官倚相能读懂上古时代的书籍；二是达官贵族如韩宣子、季札，也是到了鲁国才见到《易象》和《诗经》这类书；三是当时一般读书人，能见到六经的也很少。这些都说明孔子时代求书很难，学习条件很差，但是那时候的读书人却学习得很好，“皆习于礼乐，深于道德”。作者采用博证法，有意增强可信程度，并非繁文缛节，另一个作用可以反衬古代读书人的刻苦认真。“非后世君子所及”，既总结上文，又引出下文后世读书人存在的问题。

　　第二段作者采用详略结合的方法，先概述自秦汉以来，书逐渐多了，得到书籍已经很容易了，但学者却“益以苟简”，学习态度越来越不那么认真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作简要的叙述，再从亲身见闻方面加以证明。苏轼先从自己听见过老儒先生讲起，“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是指求书难；“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是叙述学习刻苦。

　　再写所见，眼见现在书越来越多，求书极其容易，可是“后生科举之士”却“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历史角度从简，所见所闻从详，重点是落在批评后生科举之士不爱读书的坏习气上。文章前面用“何哉”，后面又用“此又何也”，两相呼应，都是责问不重视读书是什么缘故，表示两重叹息。一问再问，问而不答，留给读者去想，寓劝于问，意味深长。

　　涓涓流水归大海，作者前面写的铺垫，目的还是在于写李君山房藏书的意义。“余友公择”是交待人物，说明李氏与作者自己的关系。“少时读书于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交待读书和藏书的时间和地点，这是写记的基本要素。“山中之人思之”，是写李君的为人深受山人尊敬。“藏书凡九千余卷”，是说明藏书的数量。“公择既已涉其流”至“以闻于当世矣”这段反映李君读书认真、受益颇深，品行受人尊敬。“不藏于家，而藏于其故所之僧舍”说明李君藏书的与众不同，目的为了“将以遗来者”，它运用重复的修辞手段，有意加以提及。“此仁者之心也”，到此，文章着重颂扬了李君藏书的善举和无私的品质。最后，作者表示要抓紧时间好好阅读李君藏书，以资自补的愿望。同时趁写记的机会，规劝来者和今之学者要爱惜书的宝贵，改变有书不读的毛病。既与前面论述相呼应，又完成了作记劝学的目的。

　　全文主要采用了议论与叙述相结合的写法，先议后叙，把书的宝贵、求书之难、学者日趋不重视读书的道理和现象写透，再写李君藏书的意义。文章内容层层铺垫、前后呼应，在议论中运用了对比、陪衬、博证等手法，有力地加强了生动性和说服力。作者在语言方面很少用排偶句，大多是参差不齐的散行句，显得十分自然。

　　这篇散文记述了李氏力学苦读的成就和家中藏书的情况，赞扬李氏藏书以遗来者的仁者之心；同时从历史角度考查了书籍的发展及对社会的重要作用，批评了当时科举士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浮浪风气，强调认真读书的必要性。全文结构清晰、叙议结合，是一篇关于古代藏书的难得佳作，也是后人了解宋代藏书状况的参考史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