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春天，隐公准备到棠地观看渔民捕鱼。臧僖伯进谏说：“凡是物品不能用到讲习祭祀、军事等大事上，或者所用材料不能制作礼器和兵器，那么，国君就不要亲自去接触它。国君是把民众引向社会规范和行为准则的人。所以，讲习大事以法度为准则进行衡量，叫做‘轨’，选取材料制作器物以显示它的文彩，叫做‘物’。事情不合乎轨、物，叫做乱政。屡屡乱政，这就是所以败亡的原因了。所以，春、夏、秋、冬四季的狩猎活动，都是在农闲时节进行，并（借这个机会）讲习军事。每三年演练一次，回国都要对军队进行休整。并要到宗庙进行祭告，宴饮庆贺，清点军用器物和猎获物。（在进行这些活动的时候，）要（使车马、服饰、旌旗等）文彩鲜艳，贵贱分明，等级井然，少长有序：这都是讲习大事的威仪啊!鸟兽的肉不能拿来放到祭祀用的器具里，皮革、牙齿、骨角和毛羽不能用来制作军事器物，这样的鸟兽，君主就不会去射它，这是自古以来的规矩啊！至于山林川泽的物产，一般器物的材料，这都是仆役们去忙活，有关官吏按职分去管理的事，而不是君主所应涉足的事。”隐公说：“我准备到那里去巡视。”于是就去了（棠地），让渔民把各种渔具都摆出来捕鱼，他在那里观赏。僖伯推说有病没有随同前往。《春秋》上说：“隐公在棠地陈设渔具。”（这是说他棠地观鱼这一行为）不合礼法啊，并且说他去的地方远离国都。

注释
春：指鲁隐公五年（前718）春季。
公：指鲁隐公。公元前722年至公元前712年在位。按《春秋》和《左传》的编著体例，凡是鲁国国君都称公，后边《曹刿论战》等篇均如是。鲁国是姬姓国，其开国君主是周公旦之子伯禽，其地在今山东西南部。如：往。
如：往。
棠：也写作唐，鲁国邑名，在今山东鱼台县东。
鱼：通“渔”，动词，捕鱼。
臧僖伯：鲁孝公之子、鲁惠公之兄、鲁隐公之伯父，名彄（又作“驱”“弓区”）（kōu），字子臧，封于臧（今郯城县），伯为排行，僖是谥号。 丗本：孝公生僖伯彄，彄生哀伯达（臧哀伯或臧孙达），达生伯氏缾，缾生文仲辰（臧文仲），辰是臧僖伯曾孙。
讲：讲习，训练。
大事：指祭祀和军事活动等。
材：材料，原料。
器用：指祭祀所用的器具与军事物资。
举：指行动。
纳：纳入。
轨物：法度和准则。
度（duó）：计量。
量：轨则，法度。
章：通“彰”，彰明，发扬。
采：物之有华饰者又彩色也，五彩相间曰采。
亟：多次，屡次。
春蒐（sōu）：指春天打猎。蒐，搜寻，谓搜寻不产卵、未怀孕的禽兽。
夏苗：指夏天打猎，谓捕猎伤害庄稼的禽兽。
秋狝（xiǎn）：指秋天打猎。狝，杀，谓顺秋天肃杀之气，进行捕猎活动。
冬狩（shòu）：指冬天打猎。狩，围守，谓冬天各种禽兽都已长成，可以不加选择地加以围猎。按：“春蒐、夏苗、秋狝、冬狩”云云，说明我们的先民在狩猎活动中已有生态平衡意识，也同时说明大凡有组织的狩猎活动，都带有军事演习的性质，并不单单是为狩猎而狩猎。
治兵：指练兵、比武等军事演习活动。
振旅：整顿部队。
饮至：古代的一种礼仪活动。凡盟会、外交和重大军事行动结束以后，都要告于宗庙，并举行宴会予以庆贺。
军实：指军用车辆、器物和战斗中的俘获等。
昭：表明。文章：服饰、旌旗等的颜色花纹。
登：装入，陈列。
俎（zǔ）：古代举行祭祀活动时用以盛牛、羊等祭品的礼器。
射：激矢及物曰射。
山林：材木樵薪之类。
川泽：菱芡鱼龟之类。
资：材资也。
皂（zào）隶：本指奴隶，这里指做各种杂务的仆役。
略地：到外地巡视。
陈：陈设，张设也。
称疾：推说有病。（注意：古代分言“疾”和“病”，轻者为“疾”，重者为“病”。）
书：指《春秋》。
矢：通“施”，实施，陈设。这一句的意思是：隐公在棠陈列渔具。

　　读罢此文，读者也许会提出这样的问题：鲁隐公作为一国之君，到棠地看看渔民怎样捕鱼，有什么了不得，也值得这位臧大夫大惊小怪，还要苦口婆心、掰开揉碎地讲那么多大道理?难道国君连这点自由也没有吗?马克思主义认为：分析、考察和认识任何一种历史现象，都必须把该历史现象放回到产生它的历史环境中去。臧僖伯之所以谏阻隐公到棠地观鱼，是因为隐公这一活动，不符合那个时代一个国君应该遵循并身体力行的行为规范。不符合，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就会导致国家的败亡。况且，隐公远离国都，到棠地观鱼，并非为了体察民情，更不是与民同乐，而仅仅是他本人的一种游乐活动。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不敢对臧僖伯的谏言说一个“不”字，最后不得不以“吾将略地焉”为借口,坚持到那里寻乐去。

　　这篇谏辞的最大特点，是紧紧围绕着一个“礼”字展开劝谏，从观点到为阐明观点所举述的诸多理由及作为论据的事物和行为，都没有稍稍离开这个“礼”字。也就是说，没有稍稍离开制约当时国君行为的规范和准则。另一个也很明显的特点是,劝谏的缘起虽然是“公将如棠观鱼”，劝谏的直接目的也是阻止隐公“如棠观鱼”，但谏辞中对此事却不着一语。这不单单是婉言法，更重要的是，这种表达法反映出进谏者进谏的着眼点，并不在于隐公“如棠观鱼”这一具体行为，而是当时的整个礼制。如果隐公听了臧僖伯这番谏辞明白了“礼”对他的制约性，“如棠观鱼”这种“非礼”的事自然也就不会发生了。

　　本文选自《左传·隐公五年》。这一年（前718年）的春天，鲁隐公要到棠地观看渔民怎样捕鱼。鲁国大夫臧僖伯从传统的为君之道出发，认为国君的根本责任是管好国家大事，而且任何举措都必须合乎“古制”和国君的行为规范，否则就会“乱政”，而屡屡“乱政”，国家就会败亡。正是出于这么一种认识，他从对国君和国家的责任感出发，进谏隐公，劝阻他到棠地观鱼。

　　隐公五年（前718年）的春天，鲁隐公要到棠地观看渔民怎样捕鱼，鲁国大夫臧僖伯进行劝阻，这篇文章就是记录这件事的。

　　《臧僖伯谏观鱼》是一篇散文。这篇文章记叙了臧僖伯用当时社会的礼制去劝阻鲁隐公去棠地观看捕鱼一事，反映出当时的“礼”制思想，即国君不能把游玩逸乐看作小节，故臧僖伯认为国君的一举一动与国家的“政治”有关，所以极力劝阻鲁隐公去“观鱼”。全文短小精悍，说理层层推进，直官不讳，不容辩驳，揭示了鲁隐公知错不改的性格特征，也活化出一个头脑清醒、坚持原则、公心为国的忠臣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