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洵先奉敕编礼书，后闻臣寮上言，以为后宗所行，不能无过差不经之事，欲尽芟去，无使存录。洵窃见议者之说，与敕意大异。何者？前所授敕，其意曰纂集故事，而使后世无忘之耳，非曰制为典礼，而使后世遵而行之也。然则洵等所编者，是史书之类也。遇事而记之，不择善恶，详其曲折，而使后世得知，而善恶自著者，是史之体也。若夫存其善者，而去其不善，则是制作之事，而非职之所及也。而议者以责洵等，不已过乎？且又有所不可者。今朝廷之礼虽为详备，然大抵往往亦有不安之处，非特一二事而已。而欲有所去焉，不识其所去者果何事也？既欲去之，则其势不得不尽去，尽去则礼缺而不备。苟独去其一而不去其二，则适足以为抵牾龃龉，而不可齐一。且议者之意，不过欲以掩恶讳过，以全臣子之义，如是而已矣。昔孔子作春秋，惟其恻怛而不忍言者，而后有隐讳。盖桓公薨，子般卒，没而不书，其实以为是不可书也。至于“成宋乱”，“及齐狩”，“跻僖公”，“作丘甲”，“用田赋”，“丹桓宫楹，刻桓宫桷”，若此之类，皆书而不讳，其意以为虽不善而尚可书也。今先世之所行，虽小有不善者，犹与春秋之所书者甚远，而悉使洵等隐讳而不书，如此将使后世不知其浅深，徒见当时之臣子至于隐讳而不言，以为有所大不可言者，则无乃欲益而反损欤？公羊之说，灭纪、灭项，皆所以为贤者讳。然其所谓讳者，非不书也，书而迂曲其文耳。然则其实犹不没也。其实犹不没者，非以彰其过也，以见其过之止于此也。今无故乃取先世之事而没之，后世将不知而大疑之，此大不便者也。班固作汉志，凡汉之事，悉载而无所择。今欲如之，则先世之小有过差者，不足以害其大明，而可以使后世无疑之之意，且使洵等为得其所职，而不至于侵官者。谨具状申提举参政侍郎，欲乞备录闻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