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己卯上元节，我在儋州。有几个老书生过来看我，说：“在这月光皎洁的美好夜晚，生生能出去走走吗？”我很高兴地听从他们的提议。于是走进西城，进入僧人宿舍，穿过小巷，只见汉族和少数民族混杂在一起，卖肉的卖酒的多得很，回到家已经三更天了。家里人掩门熟睡，已经是鼾声阵阵了。我放下拐杖发笑，心想我半夜出游和家人酣睡，究竟哪个有得？哪个有失？苏过问我为什么笑，我是自己笑自己。这也是在笑韩愈，他在一个地方钓鱼未钓到，就想到更远地方去，他不知道走到海边的人也不一定能得到大鱼。

注释
上元：阴历正月十五日为上元节。
己卯：宋哲宗元符二年己卯，即公元1099年。
儋（dān）州：唐设儋州于海南岛（州治在儋县），其前身为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7年）所设之儋耳郡。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年）闰二月责授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七月至昌化（儋县）。
过：拜访，探望。
民：指汉族人。
夷：指少数民族（如黎族等）人士。
杂揉：同“杂糅”，混杂。
屠沽：屠户与卖酒者，文中指卖肉、卖酒的人。
纷然：盛多的样子。
三鼓：汉魏以来，一夜分为五更，即一更、二更、三更、四更、五更；又可分为五鼓，即一鼓、二鼓、三鼓、四鼓、五鼓；还可分为五夜，即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三鼓，即三更、丙夜，相当于现在讲的夜十一时至一时。
关：门栓，文中指门。
再鼾（hān）：第二次打鼾，如俗语所说第二次睡觉。
孰为得失：何为得何为失，指出游与“已再鼾”而言。
过：苏过，字叔党。苏轼幼子。
“然亦笑”三句：韩愈有《赠侯喜》诗云：“吾党侯喜字叔起，呼我持竿钓温水。……哺时坚坐到黄昏，手倦目劳方一起。暂动还休未可期，虾行蛭渡似皆疑。举竿引线忽有得，一寸才分鳞与鬐（qí）。是时侯生与韩子，良久叹息相看悲。我今行事尽如此，此事正好为吾规。半世遑遑就举选，一名始得红颜衰。……君欲钓鱼须远去，大鱼岂肯居沮（jù）洳（rù）？”此三句意谓韩愈半世求官，终无所得，便欲归隐箕颍之地，却不明白即便是隐居也未必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

　　这篇散文，前半记述与海南文士月夜出游的一个生活断片。在那明月皎洁的上元美好之夜，应几位老书生之邀，苏轼“欣然”出游。城西的风光，僧舍的景物，小巷的民情，纷纷攘攘的生意人，都引起他浓厚的兴趣，使他流连忘返，回到家中，天已三更，儿子也已掩门熟睡。苏轼借这一生活断片，不用细节刻画，自然透露出了儋州小城上元之夜的繁荣景象、祥和风俗，并抒发出一种悠然自得的心情，反映了自己与海南人民的亲切交谊，文笔轻快自然，隽永优美。“步”、“入”、“历”三个动词连用写出了苏轼从容观赏景物的心态和乐而忘返的浓厚游兴。以“杂揉”形容汉族和黎族的融洽相处，用“纷然”描写市井气象的繁荣，文笔简净。作者的三鼓始归和儿子的“掩关熟睡”，说明他们虽然远谪海南，但与生活环境十分和谐，心境十分安闲恬静。

　　“放杖而笑”以下，写作者由“欣然”出游而悟得的因缘自适、随遇而安、当下即是的生活哲理。但苏轼不是用议论来直接阐说，而是用富有生活情趣的“放杖而笑”来表现，这四个字又本于《庄子·知北游》。由“放杖而笑”引出儿子发问，从而推进到“自笑”和笑人。苏轼的“自笑”，是他出游后的悠然自得之笑，是苦中求乐的自我慰藉之笑。“笑韩退之”，则是笑他思度拘滞，不善超拔。韩愈曾写过一首《赠侯喜》诗，是借钓鱼寄寓对人事的感慨。诗中说：门生侯喜叫他到洛水钓鱼，洛水很浅，是虾蟆、雀儿戏游的地方，不值得垂钓。果然他们从早钓到晚，举竿引线，好不容易才钓到一寸长的小鱼，这时他们很为感慨扫兴。

　　韩愈写此诗时才三十四岁，在仕途上不甚得意，赴京师调选官职，竟无所成，侯喜则奔走举场十余年，不获知遇。故韩愈的钓鱼之喻，既是不满仕途的愤激之谈，又含有对门人的激励之意。但在苏轼看来，“钓鱼须远去”，未免有意于希进务得。把握当前随缘任天，自能无往而不适；远行下海，执意追寻，未必能得其所求。苏轼的自笑和笑人，从正反两个方面反映了他的随缘自适的思想，这是他身处无可奈何的逆境中所产生自慰自解的特殊心态。他认为，一切得失都是相对的，只要抓住当前，与环境协调，就会悠然自得；心怀奢望，不切实际地务得而强求，反会心力交瘁，自寻困扰。小文信笔写来，既饶有情趣，又寓理于事，耐人寻味，堪称东坡小品文的佳篇。

　　这篇文章展现了一次作者月夜出游的生活片断，写整个游历路程，只用“步”、“入”、“历”三个动词，加上所属宾语，就历历在目；而其所见者，为“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儋州元宵节特有的热闹、喜悦，皆跃然纸上。夜晚游市，如历梦境。父子相对而笑，见出苏氏父子虽处“多病瘦悴”、“饮食百物艰难”的困境，却超然自得，生活和谐，心境恬静。结尾用韩愈的典故，把人生比作钓鱼，蕴含着作者对人生得失无定的妙悟，其中有一生“钓鱼无得”的几分自嘲。全文语极简约，意境怡然，情调超凡，堪称小品佳作。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刚继位的皇帝赵煦罢斥旧党，恢复新法，启用和司马光对立的章惇担任宰相。这些新党，并不具备当年王安石的品德和才干，倒热衷于借新法来营私、整人。苏轼早期“以诗文讥刺圣上”的事件又被翻出来了，他遭贬谪放逐至惠州（今广东惠州）。元符元年（1098年），苏轼已经六十三岁，宰相章惇却再将他贬往更遥远的海南儋州。这次被贬，苏轼已下了必死于当地的决心，《书上元夜游》便是写于作者谪居海南的第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