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要我当一个诗人甘受贫穷，我做不到。想成为名诗人，我不曾去努力。
如果鱼和熊掌可以兼得的话，那么我既想写出好诗又害怕贫穷。

注释
解：同懈，懈怠、放弃。
尚：高尚，（又有部分学者认为译作时尚）。
熊鱼：引用孟子的文章《鱼我所欲也》，表明作者有孟子舍鱼而取熊掌一样的初心，即。哪怕贫穷也要认真对待写诗。

　　这组诗作于清乾隆四十九年（1784）。诗坛上创新和复古两派的交战自宋代以后就从未间断。明代“前后七子”以摹拟相尚，一时蔚为风气。但既有人复古，也必有人反对。“公安派”对此抨击最猛，主张文学随时代而发展，反对崇古非今；反对尊古派的摹拟剽窃，认为文章无固定格式，要发人所不能发，方为新奇；重视文学的独创性，提倡抒发性灵。到了清代，在诗歌创作上也有尊唐和尊宋两派，各不相让，自矜正宗。叶燮《原诗》对他们进行了批判。继“公安派”和叶燮之后，奋起抨击复古主义的代表人物，即是袁枚和他的挚友赵翼。这组论诗绝句就是赵翼阐发“性灵说”主张的。此诗为其中第五首。

　　《论诗五首·其五》是一首七言绝句。此诗肯定了“诗穷而后工”的诗歌理论，即作者经历困苦后创作的诗歌往往更深刻、有价值。这一理论源自古代文学传统，强调作者接近底层、受打击后的义愤能提升作品批判力和价值。然而，在诗人所处的乾嘉时代，因文字狱盛行，“既要工诗又怕穷”难以实现，他选择颂圣以求免祸，以致那些歌颂清代统治者镇压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的诗歌，就成了他的缺点和错误。

　　第五首肯定了“诗穷而后工”的见解，嘲讽了某些诗人“既要工诗又怕穷”的“贪心”。“诗穷而后工”是中国古代诗歌理论中一个传统的观点。从司马迁《报任安书》所说的“发愤著书”、韩愈《送孟东野序》所说的“不平则鸣”，到欧阳修《梅圣俞诗集序》所说的“愈穷愈工”，都是这种理论的继续和发展。它揭示了一条文学艺术规律，就是作者越接近底层人民，就越能反映人民的痛苦和呼声；作者受的打击越大，义愤越深，对现实的批判也就越尖锐，作品的价值也就越高。这是有一定道理的。可是赵翼生活在文字狱盛行的乾嘉时代，提出“既要工诗又怕穷”的要求，自然是很难成为现实的，于是他采取“颂圣”的手段，企图达到免祸的目的，以致那些歌颂清代统治者镇压少数民族和农民起义的诗歌，就成了他的缺点和错误。当然，这条规律如今也已过时了，因为作者既享有歌颂光明和揭露黑暗的充分权利，又具有深入生活和反映现实的大好条件，对于广阔的现实和丰富的生活，只要进行周密的观察、深刻的分析，就能写出反映时代脉搏和人民愿望的好诗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