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生活的春秋末年，是我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期。这是一个新旧生产关系进行激烈博斗、阶级斗争空前尖锐的动荡时代，用孔子的话说则是“礼崩乐坏”。 面对“礼崩乐坏”的社会现实儒道两家的态度是截然不同的，儒家主张积极入世，力挽狂澜，通过恢复“周礼”来平治天下；道家则认为，仁、义、礼、乐，这是以启奸诈而乱天下。因此，对丑恶虚伪的客观现实，他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无情的揭露与鞭挞。这首载于《庄子·人间世》的《楚狂接舆歌》便生动地体现了儒道两家社会思想的交锋。 以“祸重乎地，莫之知避”为界，这篇作品可分为前后两部分来理解。 “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作品一开篇，便对孔子进行了善意惋惜的讥讽：人们不是把你孔老夫子比作鸟王“凤”吗?可像这胸怀远大的“凤”，面对人欲横流、卑污遍地的社会现实，又能干些什么呢?这既是对孔子进行了讥嘲，也将如何面对现实这一重大课题提了出来，为后文两种思想交锋张本。 对于这一重大课题，儒道两家的答卷是很不一致的，这也正是他们两家思想分歧的焦点和根本。面对人欲横流、世风日下的现状，儒家认为这是“礼崩乐坏”的结果。因此，只要“克已复礼”，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所以他们说：“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论语·微子》)但道家却不这样看。他们认为，“方今之时，仅免于刑焉”。当今世道已经坏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能活下来就已十分庆幸了！世道决不可能好转。

　　由于对现实估价的尖锐对立，儒道两家便怀抱着截然不同的生活态度。儒家认为：“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正因为君昏民瘼，世风日下，我们才应该挺身而出，投身社会，匡时救世，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业绩来。简而言之，便是“入世”、“有为”；道家却认为，“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一切匡时救世的企图，都只能是天真烂漫的幻想，都只能是白费劲。因此，他们主张超脱于污时浊世，寻求自身的心灵圣洁。简言之，便是“出世”、“无为”。一个说“犹可追”，一个说“不可追”，就如背道而驰的两列火车，肯定是越走便离轨道越远。这正是他们思想分歧的症结所在。 作品的后半部分，便是在批判儒家“可追”错误的基础上，劝谏孔子抛弃“入世”、“有为”的幻想，与他们道家一起，走“出世”、“无为”之路。 首先，作品以智者的口吻开导说：“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算了吧，你还是算了吧！你真以为凭你的所谓“德行”便可以管好百姓，治好国家，进而谋得个太平盛世吗?别那么天真了，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事！你如果仍然执迷不悟、一意孤行，你这种画地作迹，作茧自缚的蠢事，那可就太危险了。这样，便进一步批驳了儒家“有为”生活态度的不可取，为后文宣讲自己的“无为”思想作好了坚实的铺垫。 既然“临人以德”是行不通的，那么，路又该怎么走。别忙，路还是有的：“迷阳，迷阳，无伤吾行！”人生难得是糊涂。咱就装疯佯狂，想说便说，要骂便骂。这既能取得心理平衡，又可保全自家的本性。这真是一条典型的去污出浊，超然世外的理想之路。 “吾行郤曲，无伤吾足。”儒家志在“入世”，道家以为此路不通。但他们也清醒地看到，在“仅免于刑”的黑暗世界里，他们选择的“出世”之途也并不平坦宽广，这不过是一条崎曲的小径罢了。走这种坎坷小路，也得小心翼翼。可见，这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在这里，庄子便是这样沉痛而深刻地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批判的。这与《诗经·正月》的“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踏”可谓异曲同工。 由此可见，这首深深打上庄氏印记的《楚狂接舆歌》，与《论语·微子》篇中的同题作品是大相径庭。它不仅准确地反映了庄子愤世嫉俗、抵触现实的生活态度，更生动地传达出庄子作品汪洋恣肆，辛辣深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风格特色。通过似狂若颠的一曲“疯歌”，楚狂接舆这一狂放不羁、恣意任性的狂生形象也便呼之欲出。歌如流水行云、似雷鸣电闪，既闪烁思想的绚丽光采，又浇人胸中块垒。人们只知庄周散文独步一时，彪炳日月，殊不知他还勘称一流诗翁。如果我们对诗中表达的出世思想不求全责备，那这首《楚狂接舆歌》便的确是一首难得的好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