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君青霞，以锦衣卫经历的身份，上书抨击宰相，宰相因此非常痛恨他。正在竭力罗织他罪名的时候，幸亏皇帝仁慈圣明，特别减轻他的罪责，把他流放到边塞去。在那段时期，沈君敢于直谏的美名已传遍天下。不久，沈君就拖累着妻子儿女，离家来到塞上。正巧遇到北方敌人屡次来寇边，而帅府以下的各级将领，都束手无策，紧闭城垒，任凭敌寇出入侵扰，连射一支箭抗击敌人的事都没有做到。甚至等到敌人退却，就割下自己队伍中阵亡者和在郊野行走百姓的左耳，来邀功请赏。于是父亲哭儿子，妻子哭丈夫，哥哥哭弟弟的惨状，到处都是，百姓们连控诉呼吁的地方都没有。沈君对上既愤慨边疆防务的日益废弛，对下又痛恨众将士任意残杀人民，蒙骗朝廷，多次哭泣感叹，便把他的忧郁表现在诗歌文章之中，以抒发情怀，就成为文集中的这些篇章。
　　沈君原来就以敢于直谏，受到时人的敬重，而他所写的诗歌文章，又对时政多所讽刺，逐渐传播出去，朝廷上下都感到震惊恐慌。于是他们开始竭力进行造谣陷害，这样沈君的大祸就发生了。沈君被害死以后，虽然朝中的官员不敢为他辨冤，但当年身居军事要职、一起陷害沈君的人，不久便因罪撤职。又过了不久，原来仇视沈君的宰相也被罢官。沈君的老朋友俞君，于是收集编辑了他一生的著述若干卷，刊刻流传。沈君的儿子沈襄，来请我写篇序言放在文集前面。
　　我恭读了文集后写道：像沈君这样的人，不就是古代有高尚节操的那一类志士吗？孔子删定《诗经》，从《小弁》篇的怨恨亲人，《巷伯》篇的讥刺谗人以下，诋中忠臣、寡妇、隐士和愤世嫉俗之人的作品，一起被列入“国风”、分入“小雅”的，数不胜数。它们难道都符合古诗的音律吗？然而孔子所以并不轻易删掉它们，只是因为怜悯这些人的遭遇，推重他们的志向。还说“这些诗歌都是发自内心的感情，又以合乎礼义为归宿”，“说的人没有罪，听的人完全应该引为鉴戒”。我曾经按次序考察从春秋以来的作品，屈原的《离骚》，似乎有发泄怨恨之嫌；伍子胥的进谏，似乎有进行威胁之嫌；贾谊的《陈政事疏》，似乎有过于偏激之嫌；嵇康的诗歌，似乎有过分激愤之嫌；刘蕡的对策，似乎有亢奋偏执之嫌。然而运用孔子删定《诗经》的宗旨，来收集编次它们，恐怕也未必不被录取。沈君虽已去世，但海内的士大夫至今一提到他，没有一个不鼻酸流泪的。啊！文集中所收载的《鸣剑》、《筹边》等篇，如果让后代人读了，它们足以使奸臣胆寒，使边防战士跃马杀敌，而激发起同仇敌忾的义愤，那是肯定的！日后假如朝廷的采风使者出使各地而看到这些诗篇，难道会把它们遗漏掉吗？我恭敬地记在这里。
　　至于说到文采辞藻的精美不精美，以及与古代作家为文的宗旨是否符合，那不是评论沈君大节的东西，所以我就不写了。

　　这篇文章时作者为同时代的锦衣卫经历沈炼诗文集所作的一篇序言。文章始论沈炼的生平大节，次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论生平大节，盛称沈炼忧国忧民，敢于抗颜直谏，疏攻权臣，而获罪流徙塞外，“累然携妻子，出家塞上”，不以个人得失为怀，而“以其所忧郁发之于诗歌文章，以泄其怀”，感慨“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论其诗文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足以寒贼臣之胆，而跃塞垣战士之马，而作之忾也”。写至感情激越处，不禁一唱而三叹，感慨涕零之状如跃纸上，而呈现出强烈的效果。

　　茅坤的这篇序文以大量笔墨介绍了沈炼忧国忧民，敢于直谏的精神，对其悲惨遭遇，抒发了强烈的痛惜和激愤之情。文章的第一、二自然段，介绍了沈青霞生平。开篇直接点明他直言敢谏的高贵品质，“由锦衣经历上书诋宰执”，“宰执深疾之，方力构其罪。”“诋”是指责意，“构”是指虚构、捏造。这里一“诋”一“构”对比鲜明地写出了沈炼的磊落直言和严嵩的卑鄙下作。接下去介绍了沈炼被流放到边塞的情况。流放，对他来说，只是略有失意感。“累然”二字既形象又精炼地写出了他的心理变化。但当他痛心地看到蒙古鞑靼部俺答汗内侵;看到边帅不仅束手退避，还无辜杀戮百姓冒功请赏;看到百姓的痛苦，他气愤、苦闷、忧郁，“数呜咽欷歔”。上书谴责无望，只得以诗歌文章作为发泄积郁和讥刺时政的工具。据《明史·沈炼传》载：在边塞，沈炼颇受当地人的敬重，请他当老师，教习乡中子弟。他除了撰写诗文揭发边防黑幕，抨击时弊外，在教习之余，缚李林甫、秦桧及严嵩的模拟草人，聚弟子攒射。他还“踔骑居庸关口，南向戟手詈嵩，复痛哭乃归”。他措词激切的诗文使得“上下震恐”最终被严嵩父子构陷处斩。

　　文章第三、四自然段是对沈炼诗文价值的评论。从这一部分看，作者的着眼点不在于研究推敲文章词句是否工巧，而是突出沈炼的为人与他诗文创作的关系，评论其思想价值和作品的社会意义。这是和文章第一部分论叙他的人品统一的。“若君者，非古之志士之遗乎哉?”首先，作者用反问句的形式肯定沈炼是一位正气磅礴的仁人志士，他的作品也和他的人品一样，正是秉承了古代有志之士的风格。作者以为，诗文没有必要都唱统一的歌功颂德的调，都说中正平和、不偏不倚的话，完全可以有怨怼和讥刺，可以有激烈和愤恨，“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根据这种观点，在反问句之后，作者先引证了孔子删《诗》的原则：不以是否合于“中声”为标准。那些“忠臣、寡妇、幽人、怼士”的篇什“不可胜数”的被分别编入《诗经》的《大雅》和《小雅》之中。并具体地以出于怨恨的《小弁》篇和出于愤怒的《巷伯》篇为例，来说明孔子很注意那些内容有价值，能打动人心的作品。紧跟着，又以排比句的形式例举了屈原、伍子胥、贾谊、嵇康、刘蕡等人的文辞诗赋，他们的作品有怨恨、有激烈，有愤怒甚至过分，也都不合于“中声”，但都有其不同的存在价值。根据以上事实，顺理成章地证明了沈炼是古代有志之士的继续。他的作品激昂慷慨，“其文章劲健有气，诗亦郁勃磊落，肖其为人”(《四库提要》语)，具有发扬正气打击奸邪的作用，应当传之后世。茅坤和王慎中、唐顺之、归有光等人被称为明代的“唐宋派古文家”。强调文章和道的关系，注重文章的思想内容是“唐宋派”散文的一个重要特征，此篇这个特点就很突出。作者对沈炼诗文推崇备至，实际上在于对其人格的推崇，由此可看出，茅坤首先注重的是诗文内容的倾向。

　　这篇序文的创作时间不详。嘉靖年间，世宗昏愦，奸臣当道，朝廷腐败，力衰财尽。沈炼为人刚直，忧国忧民，嫉恶如仇。尤其痛恨由于严嵩的贪鄙奸恶，导致嘉靖二十九年蒙古俺答的入侵，他上疏痛骂严嵩“贪婪之病疾入膏肓，愚鄙之心顽于铁石”。疏中列数其十大罪状，请求皇上诛戮奸臣，“以谢天下”。但是，昏庸的世宗不识其奸，而严嵩又善在世宗面前搬弄是非。结果，严嵩毫毛未损，沈炼却以诋诬大臣之罪被廷杖，谪佃保安。后来，严嵩又指使其党羽诬蔑沈炼谋叛，把他逮捕处死，沈炼的两个儿子也遭杖杀。嘉靖四十四年，严嵩父子被罢官、处死。沈炼的子弟大呼：“沈公可瞑目矣。”沈君的门生俞君搜集编辑了他生平所著的诗文若干卷，刊刻流传，他的儿子以敬来请茅坤作序。茅坤深深敬佩沈炼的为人，且与沈有着相似的遭遇，便欣然写下了这篇序文。

　　这篇文章先论沈炼的生平大节，真实地记载了沈炼与严嵩的斗争过程；后论沈炼诗文集的由来及写作主旨，指出其与诗骚同义，肯定了其诗文作品的气骨及对世人的教育意义。全文条理井然，文从字顺，语言流畅质朴，情真意挚，一唱三叹，感慨涕零之状跃然纸上，呈现出强烈的艺术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