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我年少时喜欢阅读司马迁的《史记》，看见文章的内容情感愤激、充满了愤恨抑郁不平之气，这种情感十分激烈，难以抑制。我认为君子处在这个世上，对于事物加以权衡的标准、尺度，始终在于自己的个人情感，决不应该因为一时的遭遇，或自己处境的变化而改变。假设不幸处于困窘的处境，那么利用这种处境使自己的心态平和，性情得到愉悦的人，一定是有他自己的方法。哪里会像那些道德修养不高的普通人，一旦外界的环境不符合他的心意，悲伤哀怨憔悴的神情就会表现在眉宇间？孔子常常赞美颜渊，责备子路的恼怒，从中可以看到古人能做到平其心志、怡其性情也是很困难的。

　　不久前我看了陶潜的文集，文章中表现出淡泊平和，洒脱自然，悠然自得地处在权势地位之外，不只是不被贫穷所困扰，简直是将贫穷也当作了一种快乐。百世以后的人，诵读他的文章，自己心中的世俗污秽的念头就全都消失了。确实啊，陶渊明是古代善于处穷不变的人。推想学习陶渊明处穷不变的方法，就可以做孔子的学生了。可是时下评论陶渊明的人，只看到他在东晋末年的行为，赞赏他的大节，而不谈他乐天知命的事实。陶渊明他外有穷困的逼迫，内有饥寒的痛苦，但是性情没有受到干扰，对于晋、宋朝代的改变，在陶渊明看来就像蚍蜉聚散一样，完全与自己无关。从前虞伯生仰慕陶渊明，将他与邵雍相提并论。我不敢望邵雍之项背，只喜欢陶渊明，如今我身处困境，所以把自己的居室命名为陶庵。

注释
司马长子：即司马迁（前145—前86？），字子长，西汉夏阳（今陕西韩城南）人，继承父亲司马谈之职，任太史令，因替不得已降匈奴的汉将李陵辩护，而受宫刑之辱。从此发愤著书，完成《史记》一百三十篇，为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其中多有抑郁不平之气，后人认为是他个人遭际的反映。
勃勃：兴盛的样子。
轻重之衡：指对于事物加以权衡的标准、尺度。
迁徙：变化，改易。
设：假设。处其穷：指陷入困难的境地。
闾巷小夫：指道德修养不高的一般平民。
孔子：孔丘（前551—前479），字仲尼，春秋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开创儒家学派，对后世影响极大。其言论事迹主要见于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编辑的《论语》一书。亟（qì）：屡次。美：赞赏。颜渊：即颜回，是孔子得意的学生，孔子常常称赏其品质。如《论语·雍也》：“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为政》：“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发以，回也不愚。”《论语·雍也》：“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始，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
子路：孔子的七十二弟子之一，姓仲，名由，字子路，春秋时鲁国人，为人好勇。
愠（yùn）：怒，怨恨。“愠见”语出《论语·卫灵公》：“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大意是：孔子在陈国断绝了粮食，跟随的人都饿病了，爬不起来。子路怨恨地来见孔子说：“君子也有穷得毫无办法的时候吗？”孔子回答说：“君子虽穷，还是坚持着，小人一穷就无所不为了。”对子路的行为加以责备。
难其人：认为能做一个“平其心志，恰其性情”的人是困难的。
陶子：即陶渊明（365—427），一名潜，字元亮，晋浔阳（今江西九江）人。曾为州祭酒，复为镇军、建威参军，后为彭泽令，因“不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隐居，后人称靖节先生。他以写田园诗著名，有自然朴素之美。有《陶渊明集》。《晋书》《宋书》均有传。
脱落：疏阔，洒脱。《梁书·处士传·何点》：“心游物表，不滞近迹；脱落形骸，寄之远理。”
势分（fèn）：权势、地位。
融融然：和乐的样子。
尘查（zhā）俗垢：指节俗间的尘土污垢。查同渣，即渣滓。
推：发扬光大。
元熙：东晋最末一个皇帝晋恭帝的年号（419—420）。易代：指宋武帝刘裕灭亡晋朝并取而代之，建立刘宋王朝。
大节：指陶渊明忠于司马氏的东晋王朝，不肯做刘宋王朝的官员。《宋书·陶潜传》云：“自以曾祖晋世宰辅，耻复屈身后代。自高祖王业渐隆，不复肯仕，所著文章，皆题其年月，义熙以前，则书晋氏年号，自永初以来唯云甲子而已。”
安命乐天：即乐天知命，指乐从天道的安排，安守命运的分限。语出《易·系辞上》：“乐天知命，故不忧。”
憯（cǎn）于肤：使身体受伤痛。
蚍蜉（pí fú）聚散：比喻无关宏旨的小事情。作者认为晋宋易代，在陶渊明看来，本不足道。
虞伯生：即元代著名学者虞集（1272—1348），字伯生，号道园，历官国子助教、集贤修撰、翰林直学士兼国子祭酒，卒谥文靖。有《道园学古录》五十卷。《元史》有传。慕陶：仰慕崇敬陶渊明。据《元史》本传，虞集“早岁与弟盘同辟书舍为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尧夫诗，题曰邵庵。故世称邵庵先生”。
邵子：即邵雍（1011—1077），字尧夫，北宋哲学家。好《易》理，居洛阳三十年，名所居曰安乐窝。卒谥康节，有《皇极经世》《伊川击壤集》。《宋史》有传。
扁：用如动词，即题扁于室。

　　此文深刻剖析了作者对司马迁与陶渊明人生哲学的理解。他年少时读《史记》，认为君子应坚守内心标准，不因境遇变迁而动摇；转而读陶潜文集，被其淡泊平和、超脱物外的境界所吸引，认为他不仅不为贫穷所困，反以之为乐，其文字能净化人心。作者赞赏陶渊明为古代善处穷境之人，并认为其人生哲学可媲美孔子之道；同时，批评时人仅关注陶渊明易代之际的大节，而忽视其乐天知命的实质。最后，作者自比今之穷者，以“陶庵”为居，表达了对陶渊明人生哲学的仰慕与追随，展现出深邃的人生思考与对先贤的崇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