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君子可以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但不可以把心意留滞于事物中。如果把心意寄托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把它看作是快乐的事情，即使事物特异也不会成为祸害。如果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即使事物很微小也会成为祸害，即使是特异的事物也不会感到快乐。老子说：“缤纷的色彩使人目盲，动听的音乐使人耳聋，丰美的食物使人口伤，骑马打猎使人心发狂。”但是圣人并没有因此而废除这四样东西，也是暂且用来寄托心意罢了。刘备有雄才大略，却性喜织毛物。嵇康恬静寡欲，却喜爱打铁。阮孚狂放不羁，却喜爱蜡制的鞋子。这难道有什么音乐美色和香气吗？但他们终生喜欢而不厌弃。

　　事物之中最可喜而且足以取悦于人而不足以移动人心的，莫过于书和画了。然而到了那把心意留滞在书画上而放不下的程度，那么它的祸害就说不完了。钟繇发展到因此吐血盗墓，宋孝武帝和王僧虔发展到因此互相猜忌，桓玄发展到打仗时还把书画装在船上带在身边，王涯发展到把书画藏在夹墙内，都是由于小孩子玩的把戏害了他们的国家，害了他们的身体。这就是把心意留滞在事物中带来的祸害。

　　原来我在年少的时候，也曾经喜好这两样东西。家里所有的都担心失去，别人所有的又担心不给我。不久就自我嘲笑说：我看轻富贵而看重书画，看轻生死而看重书画，岂不也是厚薄轻重颠倒错误，丧失自己的本心吗？从这以后就不再那样喜好了。看见喜欢的书画虽然也想再收藏它，然而被人取走了，也不再感到可惜。就像烟云从眼前闪过，百鸟的鸣叫从耳边掠过，为什么不愉快地接受它，等到消失之后就不再记挂它了呢？”于是书画二物就常常带给我快乐而不会成为祸害。

　　驸马都尉王君晋卿虽然是皇亲国戚，但他牢记并遵循礼义，学习《诗》《书》，经常与贫寒的读书人比赛，平日里也排斥精美的食品，弃绝远离歌舞和女色，却专心在书画方面，又建了宝绘堂在私宅的东边，用来储蓄全部的书画，并要求我写文章来记录这件事。我担心他弄不好会像我年少时的爱好，所以写这篇文章告诫他，希望可以使他真正得到快乐而远离祸害。

　　熙宁十年七月二十日记。

注释
寓意于物：指欣赏美好的事物，通过事物来寄托自己的意趣。
留意于物：耽溺、过分看重外物，不可自拔。留，（个人喜好为物所）牵制。
尤物：特异之物，与“微物”相对。病：担忧，与“虽微物足以为乐”的“乐”字相对。
“五色”四句：见《老子》第十二章：“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口爽即口味败坏。
“刘备”二句：《三国志·蜀书·诸葛亮传》裴松之注引《魏略》：“备性好结盹，时适有人以髦牛尾与备者，备因手自结之。亮乃进曰：‘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吒而已邪？’备知亮非常人也，乃投既而答日：‘是何言与？我聊以忘忧耳。’”“吒”为“旄”“髦”之借字。好结髦：喜好用毛编结饰物。
“嵇康”二句：嵇康，字叔夜。三国魏文学家，谯郡锤人。为魏宗室婿，仕魏为中散大夫。尚老庄，工诗文，精乐理。后为司马昭所杀。《晋书·嵇康传》称其“远迈不群”“恬静寡欲”。《世说新语·简傲》刘孝标注引《文士传》：“康性绝巧，能锻铁。家有盛柳树，乃激水以圜之，夏天甚清凉，恒居其下傲戏，乃身自锻。家虽贫，有人说锻者，康不受直，惟亲旧以鸡酒往，与共饮瞰，清言而已。”
“阮孚”二句：阮孚，字遥集，东晋陈留尉氏人。蓬发饮酒，不以王务婴心。元帝时为黄门侍郎，因以金貂换酒，为有司弹劾。《晋书·阮孚传》：“初，祖约性好财，孚性好屐，同是累而未判其得失。有诣约，见正料财物，客至，屏当不尽，余两小簏，以着背后，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诣阮，正见自蜡屐，因自叹日：‘未知一生当着几量屐。’神色甚闲畅。于是胜负始分。”参见《世说新语·雅量》篇“祖士少好财，阮遥集好屐”条。蜡屐（jī）：在木屐上涂蜡。屐，木鞋。
移人：使人的精神情态等改变。
释：放弃，舍弃，抛弃。这里“不释”指过分沉溺不松手，即不能自拔。
祸有不可胜言者：倒装句，定语后置，指意想不到的祸害。
钟繇：字元常，三国魏著名书法家。善书，尤长于正、隶。《三国志》有传。据《张君宝墨堂记》注引《墨薮》：钟繇于韦诞处见到蔡邕笔法，“自槌三日，胸尽青，因呕血。魏世祖以五灵丹救之得活。繇求之不与，及诞死，繇令人盗掘其墓而得之。”发冢：盗人坟墓。
相忌：相互猜忌。宋孝武：宋孝武帝刘骏，公元454—464年在位。王僧虔：南朝宋书法家，晋王羲之四世族孙，仕宋为尚书令，工隶书。《南齐书·王僧虔传》：“孝武欲擅书名，僧虔不敢显迹，大明（年号）世常用掘笔（秃笔）书，以此见容。”
桓玄：东晋权臣桓温之子，后篡晋安帝自立，兵败伏诛。《晋书·桓玄传》：元兴二年（403），桓玄带军队讨平后秦姚兴，整理行装时，“先使人作轻舸，载服玩及书画等物。或谏之，玄日：‘书画服玩既宜恒在左右，且兵凶战危，脱有不意，当使轻而易运。’众咸笑之。”走舸：不忘记把书画带上船。
王涯：唐文宗宰相，字广津。《旧唐书·王涯传》：王涯极喜书画，“前代法书名画，人所保惜之，以厚货致之；不受货者，即以官爵致之。厚为垣，窍而藏之复壁。”甘露之祸时，尽被人破壁取去。复壁：夹墙。
儿戏：贪念书画等身外之物。害其国，凶其身：忘国丧身。
吾予：给予我，为倒装句。
颠倒错缪（miù）：本末倒置。
不复好：不再沉溺于其中。
蓄：收藏（书画）。
欣然接之：喜悦高兴地去欣赏它（指前面所指烟云的美丽和百鸟的呜叫声）。
驸马都尉：官名。汉武帝时始置，掌副车之马，为陪奉皇帝乘车之近臣。魏、晋以后，帝婿例授以驸马都尉，遂成为称号而非实官，简称驸马。王君晋卿：即王诜（1036-1093后），字晋卿，太原（今属山西）人，徙居开封（今属河南）。出身贵族。熙宁中尚宋英宗第二女魏国大长公主，拜左卫将军、驸马都尉，为利州防御使。能诗善书画，工弈棋。《宋史》有传。戚里：帝王外戚聚居之处。《史记·万石君传》：“徙其家长安城中戚里。”《索隐》：“于上有姻戚者居之，故名其里为戚里。”
角（jué）：衡量，考察。《孙子·虚实》：“角之而知有余不足之处。”曹操注：“角，量也。”《汉书·东方朔传》：“（董君）常从游戏北宫，驰逐平乐，观鸡鞠之会，角狗马之足。”颜师古注：“角犹校也。”
平居：平时、平素。攘：排除。膏粱：精美的食品。
屏远：断绝，远离。声色：歌舞和女色。
蓄其所有：（在屋舍中）放置（他收藏的）书画作品。
庶几：句首表示希望的语气词。全其乐：保全收藏书画带来的快乐。远其病：避免过度沉溺其中，为之所奴役。

　　此文开篇提出“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论点，接着通过理论分析、历史事例以及亲身经历来阐明和论证论点。文章以古论今，由己推人，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辞意清逸雅洁，命意高远不俗，笔法新颖别致，语言流畅明快，发人深思。

　　根据清人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这篇文章作于熙宁十年（1077）七月二十日。当时苏轼的好朋友、驸马都尉王诜的家里建造“宝绘堂”，收藏历代书画，请苏轼写一篇记文。在《乌台诗案》“与王诜作宝绘堂记”曰：“熙宁五年内，巩（指王巩）言王诜说贤兄与他作《宝绘堂记》，内有‘桓灵宝之走舸（原文作“桓玄走舸”）王涯之复壁，皆留意之祸也。’嫌意思不好，要改此数句，轼答云：‘不使则已’，即不曾改。”时间恐有误，当以作于熙宁十年为是。

　　按照常规，写营建一类的记文，往往要记其经营始末、结构规模、堂中陈设、堂外美景等等。然苏轼为文从不肯囿于题目，就事论事，平铺直叙。而常常是出入意料地在题目之外，生发议论，阐述自己深刻的见解，抒发自己富于哲理的联想。譬如这篇《宝绘堂记》，本是一篇记叙性的散文，但作者完全写成了一篇议论文。

　　文章一开始就明白地提出了全文的中心论点：“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即寄情于物，“留意于物”即是沉溺于物。人生于世，须臾离不开外物。但人与物究竟是什么关系，应该如何相处，这是古代哲人经常讨论的问题。苏轼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人与物的关系。明白简洁，发人深思，可谓“立片言而居要，乃一篇之警策”（陆机《文赋》）。接着说明为什么要“寓意于物”，而不能“留意于物”。作者顺势而下，从道理上予以阐述：“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用整齐对应的排比句，从正反两方面阐明了论点。寄情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快乐，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忧患；相反，如果沉溺于物，即是微贱之物也能成为人的忧患，即是最珍贵之物也不能成为人的快乐。这些话看来平平常常，但实质却极富哲理。苏轼在立身处世上，受道家思想影响很深。《庄子》书中对人与物的关系问题，就反复讲道：“胜物而不伤” （《应帝王》），“不以物挫志”（《天地》），“不以物害己”（《秋水》）。庄子认为物同人相比，比人低贱，物应该受人支配，受人利用。物不应该成为支配人、奴役人的力量。但事实上，人们往往“以物易其性”（《骈拇》），“弃身以殉物”（《寓言》），人成了物的奴隶，丧失了应有的欢乐和自由。人要做到不为物所支配，苏轼认为不应“留意于物”。也就是他在《超然台记》中写的：“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盖游于物之外也！”就是要从一切物质利益束缚中超脱出来，把穷通、贵贱、得失、成败，统统置之度外，这样才能任性自适、随缘自乐。这是苏轼的深切体会，是他的处世哲学。在他的一生中处逆境而能安之若素，临忧患而不颠倒失据，正是由于他正确认识了人与物的关系。

　　在理论阐述之后，又引老聃的话为证：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田猎令人心发狂。意思是说，华丽的服色、美妙的音乐、香甜的味道、纵马引猎这些可供享受玩乐的外物，能伤害人的身心健康，败坏人的品德。老子主张不要沉溺于享乐的外物。“然圣人未尝废此四者，亦聊以寓意于焉耳。”古代的圣人并未抛弃这四种可供享受的外物，只是借以寄托情意。下面又举刘备、嵇康、阮孚所喜好之物，这些物虽微细之物，但因为是“寓意于物”，所以“乐之终身不厌”，进一步阐发前面“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的道理。

　　文章的第二节，一开始即指出：“凡物之可喜，足以悦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书与画。”宝绘堂是藏书、画的地方，此一节紧扣题目。书画可以使人娱悦，而不能改人的性情。欲抑先扬，文笔为之一顿。“然至其留意而不释，则其祸有不可胜言者。”文笔忽然逆转，指出即使是书画，如果沉溺其中而不肯舍弃，也会给人带来祸患。接着举钟繇、宋孝武帝、王僧虔、桓玄、王涯等人，留意于书画，而“害其国”“凶其身”的事例以证明，进一步阐发前面“留意于物，虽尤物不足以为乐”的道理。

　　第三节，用自己的亲身经历和体会阐明中心论点。作者少时也喜爱书画， “家之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两个“惟恐”，写爱好之切、沉溺之深。但以后忽有所悟，认识到这种作法是“薄富贵而厚于书，轻死生而重于画”，是“颠倒错谬失其本心”，是以物损身，以物伤性，所以“自是不复好”。但也并非就完全舍弃，看见喜爱的书画，也时时收藏，别人拿去也不可惜。作者用“烟云之过眼，百鸟之过耳”为喻，说明其无足轻重。正因为作者对书画只是采取‘‘寓意”而非“留意”的态度，所以书画只能为作者带来快乐，而不能成为忧患。

　　文章最后一节，叙写王诜的人品、学问，不喜好声色臭味，只喜好书画，并建造宝绘堂以收藏之，求作者写记文。作者“恐其不幸而类吾少时之所好，故以是告之，庶几全其乐而远其病也”。点明作记的缘由和目的。

　　这篇文章四节文字，紧紧围绕着中心论点进行论证。先从理论上阐述，继之以历史人物的事实为例证，最后又用自己的亲身体验现身说法，使“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的中心论点牢固地树立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