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近来我来往于南方北方，很承友朋们以尊师之礼相待，这其实有点像向瞎子问道，实不敢当。我独自以为，百年来以来的学者常常说心说性，然而他们却茫茫然不得其真谛。

　　命与仁，孔子是很少谈到的，人性与自然规律，子贡没有听说过，人性与命运的道理出自《易传》，未曾多次与人谈起，他回答士人的准则是“自己行事要知道什么是耻辱”。孔子谈自己的治学，也只是说“喜欢古代的诗书礼乐，勤奋去追究。”他与门内弟子说话中，所有那些所谓相传尧舜的所谓“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的说法，全都不提，而只是说：“不偏不倚地执政，如果天下有穷困，那么，上天赐与的福份就终止了。”呜呼！圣人的用来作学问的方法，这是怎样的平易而且可以以遵循的啊！所以说，“从初级学起而可以达到高深的水平。”颜回已接近圣贤的水平了，还说：“教我各种知识，以使我学问渊博。”孔子告示鲁哀公时说，明辨善恶的功夫，首先要拥有博深的学问。从曾参以下，修养、没有比得上子夏的，可子夏说起“仁“来，却这样解释：“要广博地学习，有坚定的志向，恳切地发问并且多方面地思考当前的问题。”现在的君子却不是这样，他们聚集宾客、弟子、求学者，数十或数百人“就像草木一样繁多应该加以区分”，可是却一律和他们讲心讲性。舍弃“多学而增长见闻”，来寻求统一贯通的方法，把天下的穷困放在一边不管却一天到头讲危微精一之说，这一定是他的道要比孔子高明，而且他们的门人弟子都比子贡还圣贤，这真是把孔子的儒学弃在一边而直接得二帝真传啊！我不敢相信他们。

《孟子》一书言心言性也是反复恳切了，于是和万章、公孙丑、陈代、陈臻、周霄、彭更诸人的提问和孟子的回答中，常常在于出仕和隐居，离职与就职，拒绝与接受、取得与付出的关系方面。）以伊尹这样的大圣人，有使君成为尧舜那样的君，使民成为尧舜那样的民的巨大功劳，而其本性却在于就算有四千匹马，一匹马也不看不取这样小而具体的地方。伯夷、伊尹的特点不同于孔子，但他们有与孔子相同的地方，就是做一件不义之事，杀一个无辜之人，就算得到天下，他们也不不会做。所以，本性、天命等，是孔子很少说到的，可是却是现在的君子却常常挂在嘴边；出仕与隐居，离职与就职，拒绝与接受，取得与付出之间的分辨，孔子、孟子常常谈及，可今天的君子却很少谈到。这就是说忠诚和清正还未达到仁，而不知道不忠诚不清正却可以大谈特谈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还说“不嫉妒、不不贪求”还不足以达到道的要求，可我不知道，一辈子都在嫉妒和贪求的人却可以大谈其道，这也是从来没有过的。这些人的作为，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所说的圣人的道理是怎么样的呢？是“博学多文”，是“行己有耻”。从自己的为人处事以至到天下国家，都是应当学习的事情；从做子弟、臣子、朋友以至处理隐居出仕、合交往，拒绝与接受，取得与付出等，都是包含有耻的事。）“知耻对于人来说是最重要的。”不以粗衣淡饭为耻，而以普通百姓没有受到自己的恩惠为耻。所以说，“即使万物都为我备好了，反躬自问而没有愧疚。”

　　呜呼！士人不把有耻入在首位，则是无根本的人，不好古人的诗书礼乐和丰富的见闻，就是空虚的学问，靠无根基的人而讲空虚的学问，我看见他们每天都在提做圣人，但离圣人越来越远了。虽然如此，也不是我敢断言的，姑且把这小小的看法私下里给同道的说说，来给我启发和帮助。

注释
百余年以来：指明代理学家王守仁以来。
言心言性：这是指宋、明理学家所讨论的哲学范畴。
“命与仁”二句：《论语·子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
“性与天道”二句：《论语·公治长》：“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子贡，孔子弟子端木赐。
“性命之理”二句：《易传》：《周易》中解释经的部分，包括《彖》、《象》、《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易传》中有讲性命的话，如《说卦传》说：“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又如《乾卦》说：“乾道变化，各正性命。”孔颖达疏：“性者，天生之质，若刚柔尺速之别；命者，人所禀受，若贵贱夭寿之属是也。”
行己有耻：《论语·子路》：“子贡问曰：‘如何斯可谓之士矣？’子曰：‘行己有耻，使于四方，不辱君命，可谓士矣。’”
好古敏求：《论语·述而》：“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敏，勤勉。
危微精一：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中“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其中”的简称，宋儒把它当作十六字心传，看成尧、舜、禹心心相传的个人修养和治理国家的原则。这十六字的大意是说，人心是危险的，道心是微妙的，只能正心诚意，不偏不倚，执守中正之道。
“允执其中”三句：《论语·尧曰》：“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朱熹注：“允，信也；中者，无过不及之名。四海之人困穷，则君禄亦永绝矣。”
下学而上达：语见《论语·宪问》：“子曰：‘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意指下学人事，便是上达天理。
颜子：即颜渊，名回，字子渊，孔子得意弟子。
博我以文：语见《论语·子罕》：“颜渊喟然叹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
“其告哀公”三句：其，指孔子。哀公，鲁哀公姬蒋。明善，辨明善恶。《礼记·中庸》：“哀公问政。子曰：‘……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乎身矣。’”又谈到明善时说：“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把博学放在首位。
曾子：孔子弟子曾参，以孝称。
子夏：孔子弟子卜商，工文学。
“博学而志笃”二句：语见《论语·子张》：“子夏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笃志：坚定自己的志向。切问：恳切地发问。近思：考虑当前切实的问题。
“譬诸草木”二句：语见《论语·子张》。子夏说：“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后传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
“舍多学”二句：《论语·卫灵公》：“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识：同“志”，记。
祧（tiāo）：超越。东鲁：借指孔子。二帝：指尧舜。心传：指道统的传授。
“乃至万章”二句：万章，孟子弟子。《孟子·万章》中记其与孔子问答颇多。公孙丑，孟子弟子，《公孙丑》篇中曾记孟子回答他有关孔子的处世态度。陈代，孟子弟子，《滕文公》篇记他曾欲孟子往见诸侯，孟子以孔子非礼招己则不往回答他。陈臻，孟子弟子，《公孙丑》篇记其曾问孟子何以接受宋、薛两国餽金而不受齐王餽金，孟子答以君子不可以货取。周霄，魏国人，《滕文公》篇记其曾问孟子仕进的方法，孟子答以“由有道”。彭更，孟子弟子，《滕文公》篇曾记其问“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秦乎”？孟子答以：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
伊尹：名挚，商汤时大臣，辅佐汤攻灭破夏桀。元圣：大圣。
“尧舜其君”二句：语本《孟子·万章上》：“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其非义也，其非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驷：古代一车套四马，称为一乘。介：同“芥”。
“伯夷。伊尹”五句：语见《孟子·公孙丑上》。其说不同：“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其说同：“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诸侯，有天下；行一不义，杀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为也。”
“谓忠与清”句：语本《论语·公治长》：“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崔子弑齐君，陈文子有马十乘，弃而违之，至于他邦，则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之一邦，则又曰：“犹吾大夫崔子也。”违之。何如？’子曰：‘清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清，谓洁身自好。
“谓不忮”句：语见《论语·子罕》：“子曰：‘衣敝缊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不忮不求”二句是《诗经·邶风·雄雉》中的诗句。忮（zhì），嫉妒。求：贪求。
恶衣恶食：《论语·里仁》：“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
“而耻”句：《孟子·万章上》：“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
“万物”二句：《孟子·尽心上》：“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反身，反躬自问。
起予：《论语·八佾》：“子曰：‘起予者商也。’”起予，是说启发我的。

　　宋明以来，社会上坐而论道，空谈天理、性命的理（道）学相当流行。顾炎武生活在明朝覆亡、清朝初兴的社会剧烈动荡的时期，他对脱离实际空谈心性的恶劣学风给国家民族造成的危害，有深入的观察、清醒的认识和切肤之感。据近人考证，此文写于康熙六年（1667年），题中“友人”指张尔岐诸人。张尔岐，字稷若，山东济阳人，明代遗民，对经学很有研究。顺治十四年（1657年），顾炎武北游至济南，与他一见定交。以后两人时有书信往来。

　　顾炎武力倡“文须有益于天下”，立言之旨首先应当做到为时为事而作。这篇论学书的第一节，作者首发浩叹，开门见山地说明此书是为批判百日年来的不正学风而作。宋明理学家特别是王阳明心学末流“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在顾炎武看来，这股学风历时久、影响大、危害深，所以作者对它深恶痛绝。他甚至指出，魏晋清谈，导致五胡乱华；今日清谈，招来明朝覆亡。正因为如此，他的抨击异常猛烈。

　　为了抬高自己学说的地位，理学家爱把他们说成是孔孟道统的直接继承者。程颐在《明道先生墓表》中称孟子死后，圣人之学不传；只是过了一千四百年后，出了个明道先生（程颢），才得“不传之学于遗经”。王阳明则说：“圣人之学，心学也。”明末清初的一般学者受其影响，也是“日从事于圣人”，口不离孔孟。在这种情况下，顾炎武毅然负起“拨乱反正”的责任，指出：“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与施愚山书》）。这就一针见血地揭示了他心目中的宋明理学空谈明心见性的禅学本质，划清了宋明理学与讲究经世致用的经学界限。在这篇论学书中，作者首先不厌其烦地引经据典，列举孔孟等儒家圣人为学的态度，然后摆出“今之君子”不同的态度。这样两相对比，结论不言而喻：“今之君子”虽口不离孔孟，其实他们同“圣人”背道而驰，空谈心性却完全违背了圣人之学的精神，因而是十分错误的。应该说，对于用圣人之学高自标榜的理学来说，这样批判是有力的。

　　然而此书批判的力量更在于深刻的揭露。作者对当时这股不正学风可谓洞见其症结，击中其要害。在第三节中作者指出，就学而言，那些“今之君子”，第一，舍弃博学多识而贯通万物之理；第二，脱离现实，一天到晚讲论“十六字心传”。这种学风的形成与这些人信奉的哲学观密切相关。在他们看来，“心即理”，理只在我心中；一个人只要悟得本心何必博学多识？继承陆九渊心学的明代理学家陈献章说得很明白：“学劳攘则无由见道，故观书博识，不如静坐。”王阳明则进一步断言：“心外无学”“天下之物本无可格者，格物之功只在身心上做”（《传习录下》）。就是说，四海之内根本不存在可以接触的客观事物，一个人只要唤醒内心的良知，便可穷理。显然，顾炎武在这里揭露的当时不正学风的两个特点，正是承陆、王心学的糟粕。作者对“今之君子”沉溺于心学而自命不凡的心态，亦以嘲讽的笔调给予无情的鞭挞。

　　学风问题说完，还有个“行”的问题。在第四节，作者深入一层指出，就行而言，那些“今之君子”在出处、去就、辞受、取与这些最能表现一个人操守气节的问题上，也与孔子、孟子、伊尹、伯夷等圣贤完全不同。他们不辨出处、取与的抉择是否合乎道义。他们的“行”，文中虽没有具体点明，但所说“不忠与清”而言仁者，就是指他们；“终身于忮且求”而言道者，也是指他们。字里行间表现出作者对这些人不知廉耻的憎恶和鄙视。

　　深刻的揭露，有力的批判，使这篇论学书成了声讨王学末流不正学风的战斗檄文。不仅如此，文章还有破有立，先破后立。最后一节，作者提出和阐明了开启一代学风的学术思想纲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这个纲领是在批判“今之君子”不正学风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提出来的。由于上文破中有立，所以这里正面立论便显得要言不烦。两句话虽从儒家经书中拈取，但对它的阐发具有时代的内容。关于“博学于文”，作者指出，“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凡与国计民生有关的东西都必须脚踏实地地去探究。这一条正面提倡博学多识、经世致用的实学，反对言心言性的空疏之学。关于“行己有耻”，作者认为，士大夫不仅要在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做到有所不为，而且要以天下为己任。应对“匹夫匹妇之不被其泽”而感到羞耻。这一条强调立身行事必须知耻，这是做人的根本。在作者看来，“士大夫之无耻，是为国耻”（《廉耻》）。作者愤慨于当时不忠不清、不知廉耻的败坏士风，提出“行己有耻”这一条，正是希望士大夫坚持民族气节，为天下兴亡而尽责。张尔岐读罢此书，于“行己有耻”一语，“更觉切至”，其原因就在这里。总之，一条“博学于文’”，一条“行己有耻”，是顾炎武论学的两个最重要的主张。这不仅可用以概括这篇论学书的主题，而且可视为顾炎武全部学术思想的纲领。

　　这封书信内容主要讲为学之道，古人所谓“为学”，包括研究学问和立身处世两个方面。作者针对宋明以来所谓理学家“言心言性”脱离现实的学风，提出以“明道救世”为宗旨的治学道路，提倡关心国家大事，把学术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联系起来。他还有感于明末士大夫随世浮沉的立身行事态度，提倡“博学于文”“行己有耻”，既做到踏实治学，又注重经世致用。全文重点突出，引古论今，列举古圣贤之言行与今之“君子”相对照，反复辨析，有较强的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