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绍兴八年十一月，右通直郎枢密院编修官臣子胡铨，斋戒沐浴，恭敬地写下这篇奏疏，冒着死罪献于皇帝陛下。

　　我恭谨地考察过：王伦本来是一个行为轻薄奸邪的小人，街市上的狡诈之徒，前不久因宰相秦桧没有眼力，竟推举他出使金国。他专事奸诈虚妄，欺骗皇上，突然得居高官，天下人无不痛恨唾骂他。他无缘无故地引来金国使臣，以“江南诏谕使”的名义同我朝谈判，这是想把我大宋当作臣妾，想把我大宋看作刘豫啊！刘豫像臣属一样侍奉金人，面朝南做上了儿皇帝，他自认为这是子孙称帝而万代不会改变的事业，金人一旦改变主意，就把他揪住捆绑起来，父子都做了俘虏。先例可鉴，记忆犹新，而王伦又想要皇上效法刘豫。天下是祖宗创立的天下，皇上所居的帝位是祖宗传下的帝位。怎么能把祖宗的天下变为金人的天下，把祖宗的帝位变成金人附属国儿皇帝的地位呢！皇上一投降，那么宗庙社稷的神灵都将被金人所玷污，祖宗养育了几百年的人民都要衣襟向左改变风俗了！朝廷执政大臣都将降为陪臣，全国的士大夫都要废弃汉族的礼服，换上金人的服装。到时金人的贪欲无法满足，怎么知道他们不会像对待刘豫那样用无礼的态度强加到我们头上呢！三尺儿童是最不懂事的，如果指着狗猪要他跪拜，那他也会怫然大怒；金人就是狗猪，堂堂宋国，一个接一个地拜倒在狗猪脚下，就是小孩子都感到羞耻，难道皇上忍心这样做吗？

　　王伦的意见竟说：“宋朝只要向金人投降，那么徽宗的灵柩便可归还，太后便可回国，钦宗便可归返，中原便可收复。”唉！自从汴京沦陷以来，主张议和的人，谁不是拿这种话来引诱皇上呢？但是终究没有一桩应验的，金人是真心还是假意就已经非常清楚了。而皇上还不醒悟过来，耗尽百姓的膏血却不知顾惜，忘了国家大仇却不思报复，含垢忍辱，拿天下来臣事金人却心甘情愿。即使金人一定可以讲和，完全像王伦所说的那样，那天下的后人又将会把皇上说成是什么样的君主呢？何况金人狡诈多端，而且王伦又用奸诈的手段帮助他们，那么徽宗的灵柩决不可能归还，太后决不可能回国，钦宗决不可能归返，中原决不可能收复。然而膝盖一弯曲便不能再伸直了，国势一衰微便不能再振作了，真叫人为此痛哭流涕长叹不已啊！

　　过去皇上辗转避难在海道上，危险得像垒起来的蛋一样，那个时候尚且不愿面向北方对敌称臣，何况国家形势逐渐好转，将领们竭尽锐气杀敌，士兵们渴望奋起抗战。就比如前不久金人势力到处侵扰，刘豫配合金人入侵，我军就在襄阳、淮水、涡口、淮阴等地击败过他们。比起流离在海上那样的危险境遇，当然已经好了万倍。假使不得已而非用兵不可，我们难道就一定会败在金人之下吗？现在无缘无故地反而臣服于金人，要委屈皇帝的尊严，向金人俯首跪拜，三军将士不等作战士气就已经衰竭了。这就是鲁仲连仗义不尊秦为帝的原因，不是舍不得那尊秦为帝的虚名，而是顾惜那天下大势不容许这样做。朝廷内大小官员，朝廷外军队和百姓，异口同声，都想吃王伦的肉。内外议论纷纷，皇上却不闻不问，我真担心一旦事变发生，祸害将不可预料。我私下认为不杀掉王伦，国家的存亡就不可想象。

　　纵然如此，王伦不值一说，而秦桧凭着朝廷心腹大臣的身份也做出这样的事。皇上有唐尧、虞舜的才资，秦桧不能使皇上成为唐尧、虞舜一样的国君，却想诱导皇上做石敬塘那样的儿皇帝。礼部侍郎曾开等人引用古人所说的道理来驳斥他，秦桧竟大声责备他们说：“你知道古人的事，我难道不知道吗！”秦桧坚持错误、不听别人的劝告，从这件事上就自然可以看清楚。至于他提出建议，让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共同讨论可否议和，这大概是害怕天下人议论自己，而让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共同来分担舆论的指责。有见识的人士，都以为朝廷没有人才。唉！真痛惜啊！孔子说：“倘若没有管仲，我们恐怕要披着头发，衣衽向左了。”管仲不过是霸主齐桓公的助手罢了，还能改变衣衽向左的地区，协助主持会盟各国诸侯。秦桧是大国的宰相，反而驱使百姓放弃文明风俗，成为衣衽向左的地区。那么秦桧不仅是皇上的罪人，实在也是管仲的罪人了。孙近附和秦桧的意见，于是做到参知政事。天下人盼望太平如饥似渴，孙近却在中书省吃白饭，议事时完全不表示赞成或反对。秦桧说对敌国可以讲和，孙近也说可以讲和；秦桧说天子应当向金人下拜，孙近也说应当下拜。我曾经到过政事堂，多次提出质问而孙近却不回答，只是说：“已经命令御史台、谏院和左右侍从讨论了。”唉！参与决定国家大事却只求讨人喜欢，空占官位到了这种地步，如果敌骑长驱直入，还能抗拒敌人抵御外侮吗？我私下认为秦桧、孙近也应该斩首。

　　我充当枢密院一名属员，誓不与秦桧等同活在一个天底下。我的小小心愿，就是希望将秦桧、王伦、孙近三人斩首，把他们的头颅悬挂在竹竿上到藁街上去示众。然后拘留金国使者，责备他们违背礼义，再从容地派出讨伐金国的军队，那么三军将士不待作战就已勇气倍增。不这样的话，我只有跳入东海一死罢了，岂能留在小朝廷苟且偷生吗？小臣狂妄，冒犯了陛下的尊严，甘心等待着处罚，不胜惶恐之至。

注释
封事：密封的奏章。古时群臣上奏章表，一般不用封缄，如事涉机密，为防泄露，就封以皂囊（黑色丝织口袋）。
绍兴：南宋皇帝赵构年号，1131年至1162年。十一月日：十一月某日。
右通直郎：官职，六品文官。枢密院：官署名称。宋代枢密院主要管理军事机密及边防等事，与中书省并称“二府”，同为最高国务机关。枢密院长官枢密使、知枢密院事以士人充任，副职间用武臣。编修：官职名，掌修国史、实录。枢密院设编修官，负责编纂记述。绍兴五年，胡铨任枢密院编修官。
斋沐：斋戒沐浴，以示虔诚。裁书：裁笺作书，写信。这里指写此封事。
谨按：恭敬论述。按，经过考察核实得出的结论。
王伦：字正道，莘县（今山东莘县）人。绍兴七年（1137年），徽宗和宁德后死于金国，王伦任迎奉梓宫使，出使金国，答应割地议和。绍兴八年（1138年），王伦出使金国，不久即与金国使臣同回临安。绍兴九年，王伦再次出使金国被拘，六年后拒绝降金，自云：“臣今将命被留，欲污以伪职，臣敢爱一死以辱命！”遂被金国君主勒死。《宋史》对王伦颇多贬词，赵翼《廿二史札记》有为其辩白之语，可供参考。狎邪：行为放荡，品行不端。
顷：不久以前。缘：因为。宰相：指秦桧，时任宰相，力主与金讲和。北宋末年任御史中丞，与宋徽宗、宋钦宗一起被金人俘获。被释南归后，两任南宋宰相，前后执政十九年。曾以“莫须有”的罪名处死岳飞而遗臭万年。
举：推举。使虏：出使金朝。虏，对敌人蔑称。下文丑虏、犬戎、夷狄等，皆有蔑视意。
专务诈诞：只说些欺诈虚妄的话。
斯罔天听：骗取皇帝的信任。天听，天子的听闻。
“今者”句：绍兴八年金国国君派遣萧哲、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同王伦使宋，以“诏谕”为名，即将宋视为属国，因为古代国君告知臣下或百姓才叫“诏谕”，故引起宋朝士人抗议。据《宋史·王伦传》：“金主亶为设宴三日，遣签书宣会院事萧哲、左司郎中张通古为江南诏谕使，偕伦来。朝论以金使肆嫚，抗论甚喧，多归罪伦。”
臣妾我：使我为臣妾。男称臣，女称妾，表示被统治的身份。
刘豫我：使我变成刘豫那样的附庸。刘豫，字彦游，阜城（今河北交河）人，南宋叛臣，金傀儡政权伪齐皇帝。金兵南下不久降金，建炎四年（1130年），被金人立为“大齐”皇帝，建都大名（今属河北），后迁汴京（今河南开封），统治河南、陕西之地，配合金兵攻宋。绍兴七年（1137年）被废黜，父子二人皆为阶下囚，后迁居临潢（今内蒙古巴林左旗附近）而死。
臣事：像臣子那样去侍奉。
不拔：不可拔除，不可动摇。形容牢固。
捽（zuó）：泛指抓，揪。
商鉴不远：即殷鉴不远，宋人避宋太祖父赵弘殷讳，改殷为商。语出《诗·大雅·荡》：“殷鉴不远，在夏后之世。”谓殷人子孙应以夏的灭亡为鉴戒，后来泛指可以作为后人鉴戒的往事。文中是指刘豫称臣而终被金人诛杀的教训。
犬戎：旧时对我国少数民族的蔑称。
藩臣之位：附属国的臣子之位。
赤子：比喻百姓，人民。衽：衣襟。我国古代汉族习惯上衣襟右掩，称为右衽；而少数民族的服装，衣襟左掩。这里是以左衽作为受金人统治的代名词。
宰执：指宰相等执掌国家政事的重臣。
冠（guān）：指古代官吏所戴的礼帽。冕：古代天子、诸侯、卿、大夫等行朝仪、祭礼时所戴的礼帽。
胡服：少数民族的服装。
三尺童子：谓小儿。
犬豕（shǐ）：狗和猪。比喻鄙贱之人。
怫然：愤怒貌。
丑虏：对敌人的蔑称。
“则梓宫”四句：梓（zǐ）宫，皇帝、皇后的灵柩，此指宋徽宗赵佶的灵柩。赵佶于绍兴五年死于金国。太后，指高宗生母韦贤妃，与徽宗同被俘金国。高宗即位后，遥尊其母为皇太后。后迎归宋朝。渊圣，指宋钦宗赵桓，渊圣为宋钦宗的尊号。宋赵鼎《建炎笔录》：“靖康初，师道入枢府，渊圣尝问曰：‘在小官时，颇有见知者否？’”
变故：指靖康之变。公元1127年，金兵南下，攻克汴京，俘虏徽钦二帝。
啖（dàn）：喂食，引申为利诱。
膏血：犹言民脂民膏。
含垢忍耻：忍受耻辱。
举天下而臣之甘心焉：甘心拿着天下而臣事金国。
何如主：怎样的君主。
变诈：欺诈。
济之：指王伦帮助金朝。
陵夷：由盛到衰，衰颓，衰落。
长太息：深深地叹息。
向者陛下间关海道：指建炎三至四年（1129年—1130年）宋高宗在金兵追击下从建康（今南京）逃往杭州、明州（今宁波）并航海到温州一事。间关，谓道路崎岖难行。
累卵：把鸡蛋堆叠起来，比喻极其危险。
北面：古代君主面朝南坐，臣子朝见君主则面朝北，所以对人称臣称为北面。
陆梁：跳跃貌，引申为嚣张、猖獗。
伪豫：指刘豫的伪政权。伪，不合法的。
固：通“故”，已经。败之于襄阳：指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岳飞击溃刘豫大将李成，收复襄阳等地。事见《宋史·岳飞传》。
败之于淮上：指绍兴四年韩世忠击溃金及刘豫大军，追至淮水一事。事见《宋史·韩世忠传》。
败之于涡口：指绍兴六年杨沂中（又名存中）、张宗颜大败刘豫三十万大军事。事见《宋史·杨存中传》。涡口，涡水入淮水之口，在今安徽省怀远县东北。
败之于淮阴：绍兴四年，“帝亲征，王师大捷于淮阴”，事见《宋史·章谊传》。又绍兴三年，赵立破金兵于淮阴。
蹈海之危：航海，比喻危险。
万万：谓远远胜过当初。
遽（jù）：竟，就。出敌人下：指比敌人弱。
万乘之尊：皇帝的尊严。周制：天子地方千里，出兵车万乘（辆），后世以“万乘”指皇帝。
下穹庐之拜：向金国低首下拜。穹庐，古代游牧民族居住的毡帐，这里借指金国。
索：尽，完结。
鲁仲连：战国时期齐国高士。善于出谋划策，常周游各国，为其排难解纷。据《战国策·赵策三》记载：赵孝王九年（前257年），秦军围困赵国国都邯郸。魏王派使臣劝赵王尊秦为帝，赵王犹豫不决。鲁仲连力陈以秦为帝之害，说服赵、魏两国联合抗秦。两国接受其主张，秦军以此撤军。
谤议：非议。汹汹：形容声势盛大。
心腹大臣：皇帝亲信的大臣。
唐虞：尧、舜的朝代名。
石晋：指五代石敬瑭建立的后晋政权。石敬瑭勾引契丹兵灭除后唐，割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受其册封，国号为晋，称契丹主为父皇帝，自称儿皇帝。
礼部侍郎：掌管礼乐、祭祀、教育、科举等事务机构的副长官。曾开：字天游，曾几之兄。他曾当面反对秦桧的议和，《宋史·曾几传》载：“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可自卑辱至此。”因而触怒秦桧，被贬徽州。古谊：即古义，古人所说的道理。折：驳斥，责难。
故事：旧事、典故。
遂非狠愎（bì）：坚持错误，固执而不听他人意见。
建白：陈述意见或有所倡议。
台谏：指御史台和谏议官。宋时以专司纠弹的御史为台官，以职掌建言的给事中、谏议大夫等为谏官。两者虽各有所司，而职责往往相混，故多以“台谏”泛称之。佥（qiān）：众，皆。
“孔子曰”三句：语出《论语·宪问》，意在肯定管仲的历史功绩，意思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可能还受外族的统治。微：非，无。管仲，名夷吾，字仲，春秋时期齐国著名的政治家。他被称为“春秋第一相”，辅佐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的第一霸主。被（pī）发，散发。
霸者：指齐桓公。春秋时齐国国君。任用管仲改革，选贤任能，加强武备，发展生产。号召“尊王攘夷”，助燕败北戎，援救邢、卫，阻止狄族进攻中原，国力强盛。联合中原各国攻楚之盟国蔡，与楚在召陵（今河南郾城东北）会盟。又安定周朝王室内乱，多次会盟诸侯，成为春秋五霸之首。佐：辅助。
衣裳之会：指齐桓公主持的各诸侯国的盟会。
衣冠：古代士以上的服装，这里指汉族地区的物质文明。
孙近：南宋无锡人，进士出身，累官至翰林院学士承旨。绍兴八年（1138年）附和秦桧主和，除参知政事，旋兼以同知枢密院事，对金使卑躬屈膝。傅会：附和，迎合。
参知政事：官职名称。参知政事和枢密使、副使、知枢密院事、签书枢密院事等，通称执政，与宰相合称宰执。
伴食中书：指居宰辅之位而无所作为。宋朝皇宫内别置中书，叫做“政事堂”，是宰相办公的地方，孙近身为宰相副职，处处附和秦桧，不作主张，所以称他为“伴食中书”。语出《旧唐书·卢怀慎传》：“怀慎与姚崇对掌枢密，怀慎自以为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让之。时人谓之‘伴食宰相’。”伴食，陪同进食。唐时朝会毕，宰相率百僚集尚书省都堂会食，后遂因以指身居相位而庸懦不能任事者。
漫：枉自，徒然。可否：赞成或反对。
当拜：指宋天子向金人跪拜。
政事堂：唐宋时宰相的总办公处。唐初始有此名，设在门下省，后迁到中书省。下设吏、枢机、兵、户、刑礼五房。北宋就中书内省设政事堂，简称中书，与枢密院分掌政、军，号称“二府”。元丰改制后，遂以尚书省的都堂为宰相办公所在，因也称都堂为政事堂。
参赞大政：参与决定国家大事。
取充位：占据官位而不负责任。《挥麈后录》卷十“取”字后有“容”字。
有如：如果。
折冲：击退敌军。折，挫败。御侮：抵御侵侮，与“折冲”意同。
备员枢属：当时胡铨任枢密院编修，故云。备员，充数，这里是谦称。
不与桧等共戴天：意谓与秦桧等人仇恨极深，不愿共生于天下。
区区：谦词，用于自称。指小的意思，含有愚拙的意思。
竿之藁街：用竹竿把头悬于金国使臣住的街上以示众。竿，用作动词，犹言“悬”。把头挂在竹竿上。藁（gǎo）街，汉朝的街名，在长安城南内，为汉代长安城中少数民族及外国使者居住之所。羁留：扣押。
徐兴问罪之师：出兵讨伐敌人。徐兴，从容不迫地发起。
赴东海而死：这是借用战国鲁仲连的话，以此表示他坚决反对议和的态度。鲁仲连曾云：“彼则肆然而为帝，过而遂正于天下，则连有赴东海而死矣，吾不忍为之民也！”
小朝廷：指如果议和告成，宋朝将成为金国的附属。
冒渎：冒犯。天威：皇帝的威严。
甘俟斧钺（yuè）：甘心等待处罚。俟，等待。斧钺，泛指兵器，借指刑罚、杀戮。
陨越：跌倒。封建社会上书皇帝时的套语，谓犯上而表示死罪之意。引申为惶恐。

　　在“绍兴和议”之前这场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深刻的政治斗争中，胡铨站在民族和人民的立场上，真理在握，义正辞严；但作为一个奏本，为了使赵构比较容易接受，又必须讲究斗争艺术。义正辞严和讲究策略的高度统一，构成了此文的基本特色。

　　这首先体现为以弹劾奸臣为线索，以反对和议为灵魂的总体构思。胡铨上书的根本目的是反对和议，因而鼓吹和议的秦桧之流理所当然地成为弹劾的对象。如果弹劾成功，反对和议的目的也就达到了。再者，主张和议的总后台是赵构，作者不便道明，就把矛头指向佞臣奸相，驳斥他们主张议和的谬论，揭露其险恶用心。这样，批判起来就可以痛快淋漓，无所顾忌，实际上起到指着和尚骂贼秃的效果，使赵构不便发作，也为赵构接受抗金派的意见准备了一个台阶。加上在弹劾奸臣时，不断暗讽明谏，时时提醒赵构不要听信奸臣误了国家大事。在开始弹劾王伦时，作者以刘豫为例，揭穿金国的狼子野心。奏本说：“商鉴不远，而伦又欲陛下效之。”并非陛下欲效之，而是伦欲陛下效之，陛下可不能上当，这是暗谏。接着，又以童子作比，三尺童子虽无知之至，仍不肯下拜仇敌，“而陛下忍为之耶”？这是婉谏。在批驳王伦谬论时，作者先指出，主和议的人都是这样“说啖陛下”，然而卒无一验，应该清醒了，“而陛下尚不觉悟”，即令敌决可和，尽如王伦所说，“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这已是明谏了。在弹劾秦桧时也是这样，“陛下有尧舜之资，桧不能致陛下如唐虞，而欲导陛下如石晋”。胡铨弹劾奸臣不忘进谏皇上，直言极谏而又注意分寸，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

　　在弹劾奸臣时，胡铨先弹劾王伦，后弹劾秦桧、孙近，而且在弹劾王伦时花了大量的篇幅，把批主和派的主要内容，都放在弹劾王伦这一部分。这也是服从于文章的总体构思的。王伦是一个狎邪小人，市井无赖，只是主和派的一名走卒而已，而且数犯法，有前科，臭名昭著。胡铨弹劾他，人人称快，赵构也容易接受。因而胡铨把要批主和派的话都放在这儿说，放纵笔墨，大加挞伐，厉言正色，毫不留情，“不斩王伦，国之存亡未可知也”。但是，胡铨弹劾的主要对象是秦桧，这也是显而易见的。秦桧是当朝宰相，是赵构的心腹，胡铨需要讲究一些策略。他在弹劾王伦时，开头就说“顷缘宰相无识”，“无识”二字看起来责之不重，实际上已把王伦的罪过，一古脑都转到秦桧名下。弹劾王伦结束后，又写道：“虽然，伦不足道也，秦桧以心腹大臣而亦为之。”看似一个过渡句，但在全文分量很重。说王伦不值一提，言下之意，秦桧才是真正的元凶。一个“虽然”，就把秦桧垫上去了。心腹大臣本应忠贞不二，“而亦为之”，一个“而”，一个“亦”，把秦桧从心腹大臣的地位推到王伦的行列之中，又从王伦那儿提出来，属于更不能容忍之列。王伦已立斩犹迟，秦桧就更不在话下了。

　　理由充分，证据确凿，是原则性与策略性统一的一个表现。秦桧位在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权势显赫，孙近、王伦也是宠臣，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要弹劾他们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策略的。作者弹劾王伦列举骗官、卖国、欺君之罪，并提出王伦典型的卖国言论加以批判；弹劾秦桧则先指出他是王伦的后台，随后引出曾开与秦桧之争为证。曾开针对秦桧向金人求和，对秦桧说：“公当强兵富国，尊主庇民，奈何自卑辱至此！”又引用一些古语责备他，秦桧大怒说：“侍郎知故事，我独不知！”依然我行我素。文章直接征引了秦桧原话。从字面看，是要证明秦桧坚持错误，一意孤行，实际上是抓住了秦桧卖国的又一个证据。作者弹劾孙近，主要抓住他处处附和秦桧，同时引出自己与孙近的一段应答为证，论证他完全是取悦上级，空占官位。王伦的卖国言论，秦桧对曾开的责斥，孙近敷衍作者的答辞，这些都是无可争议的事实，都是奸臣卖国、误国的铁证。作者以此为据弹劾他们，理直气壮，不容辩驳。文章反复论述不能与金和议，用亡国之仇不可忘、祖宗天下不可让的基本道理，劝赵构不要轻信奸臣妄说。从敌人无厌之求的本质和变诈百出的伎俩，从刘豫降敌而父子为虏的可悲下场，推论与金和议决没有好的结果。从国势、人心、士气、最近战事胜负的形势，推论对金用兵未必为金所败。前提正确，推论科学，具有不可置疑的逻辑力量。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一一都为胡铨所言中。绍兴九年，秦桧接受和议，但金言而无信，仅一年时间，又大举南下。岳家军在人民的支持下，节节胜利，打出了一派大好形势，如果岳飞不被害死，金兵决不能轻易得手。

　　原则性和策略性的统一，还体现在语言上，特别是排比句和反问句的运用上。全文大量运用排比句，并且经常间用表示决断的感叹句，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节调铿锵，咄咄逼人，表现了作者一身正气，将生死置之度外的英勇气概。驳斥王伦谬论一段，义正辞严，表现得尤其突出。文中反问句使用频率也很高。反问句多少带有测度的语气、商量的口吻，却又决不可作否定的解释。如“曾童孺之所羞，而陛下忍为之耶？”“自变故以来，主和议者，谁不以此说啖陛下哉？”“天下后世谓陛下何如主？”“倘不得已而遂至于用兵，则我岂遽出虏人下哉？”几个发问都给赵构留下了认真思考的余地，引导赵构自己作出正确的决策。这就既坚持了原则立场，又考虑到斗争的策略。

　　胡铨说：“凡文皆生于不得已。”（《灞陵文集序》）《戊午上高宗封事》正是一个富有历史使命感和时代责任感的有识之士，在国家和民族生死危亡的关头，不得已拍案而起所作的战斗檄文，反映了时代的要求，人民的呼声，尽管没有被赵构采纳，但是它鼓舞了抗金军民的斗志，使“勇者服，怯者奋”（周必大《胡忠简公神道碑》），打击了投降派的气焰，“当日奸谀皆胆落”（王庭珪《送胡邦衡之新州贬所》），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这篇奏疏痛斥了王伦、秦桧、孙近等人的投降卖国行径，阐明了反对和议、坚持抗金的立场和理由，提出将王伦、秦桧、孙近斩首示众的严正要求。文章辞意激切，格调高昂，肝胆毕露，正气浩然，始终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上，对当时和后世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南宋建立以后，宋高宗赵构对女真族的侵扰，始终采取妥协求和的苟安政策。一些不甘心当亡国奴的文官武将在人民群众抗金热潮鼓舞下，反对求和，进而形成了主战派和主和派的斗争。赵构即位之初也曾做出一些抗金的姿态，以主战派李纲为相，但时间不长。绍兴元年（1131）八月，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次年八月迫于舆论压力，把秦桧罢相，绍兴八年三月复又起用秦桧，自是专主和议。秦桧遣王伦再使金国奔走谋和。王伦回朝时，金国遣官为“江南诏谕使”到南宋议事将南宋视为其附属国，激起了文臣武将的纷纷反对。主战派代表人物张浚、韩世忠、岳飞等立场非常鲜明。张浚连续五次上书反对议和，岳飞说“金人不可信，和好不可恃”。当时，身为枢密院编修官的胡铨怒不可遏，认为必须立斩秦桧、王伦、孙近的头，狠狠打击投降派，才能振奋民心士气，于是冒着生命危险写下了这个奏本。戊午即绍兴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