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十三年(1674)之夏，陈维崧为生计重来苏州。其时如他在《一剪梅·吴门客舍初度作》中所说“风打孤鸿浪打鸥，四十扬州，五十苏州”，处于飘泊湖海之际。这次到苏州，他先写了一首《贺新郎·虎丘剑池作》的“罅”字韵词，由此一发不可收，一年中竟十四次用此韵尽情抒写激越悲慨心绪，成为清初词坛影响极大的组词。这是其中的第二首。

　　“五人墓”在虎丘东畔山塘，葬明朝天启末年苏州抗争暴政的市民领袖颜佩韦、马杰，杨念如、沈扬、周文元五人。那是一场惊天动地的群众武装反抗，确如清初著名文学家张潮《虞初新志》卷六中所说：“此百年来第一快心事也。”在黑暗残暴的魏忠贤珰阉凌辱天下之时，这一斗争大大激奋了民心。尽管斗争的结局是悲壮惨酷地以五义士被戕害告终，但天地正气却为之一振。明末张溥的《五人墓碑记》是记叙这场抗暴运动的著名碑文，而后来吴肃公的《五人传》载五领袖事迹尤为详赡。作为韵文之一体的词不可能如碑传散文那样记人叙事，何况曾经是陈维崧师长之一的张溥已有名篇在前，也没有必要再换一种文体来记叙世人皆晓的五人壮烈之事迹。最富创造力的陈迦陵为一吐胸中积郁，充分发挥词的抒情功能，选取歌赞五人所代表的民众抗争精神这个角度，以一寒士的身份尽情表达出家国兴亡，匹夫不仅有责，而且其壮举义行足以使公卿大吏羞愧失色这样的大主题。正因为此词立意高出时辈，别具一格，所以与一般的吊唁前贤之作大为不同。上下二片既是一个整体又各有侧重，上片着力点放在透现于史实中的慷慨大节和视死如归的豪气，这是对五人生前行迹的歌颂；下片落墨的重心则是“史论”，将五人墓与帝王将相陵寝对比，论定义士们的历史地位，这是对五人身后千秋的赞评。全词融情、事、理为一体，气势奔腾激越，凌厉风发，乃陈维崧词创作最旺盛时期的代表作品之一。

　　起首“古碣穿云罅”一句，突兀而来，一股怒张郁勃的气韵扑面相袭，作者崇敬赞礼的心绪也裹在这气韵中可得感知。“罅”，隙缝。说墓碑入“云罅”，是极言其高。这高当然不是实写“古碣”，而是盛赞五人精神之崇巍。五人墓之立碑，时在此前五十年左右，用一“古”字，不仅从时空上拉开距离，区别于新贵们之碑版，意在表明此乃前朝之遗迹，更主要的是为了强调五人的侠义之道乃是世风日浇薄中的古道。“记当年”以下点明碑上刻着的有关五人墓的一段史事。当年苏州这场震撼神州大地的风暴，其导火线是嘉善的魏大中忤阉党魁首魏忠贤而被捕，押解过吴门时，已卸职的吏部官周顺昌不顾风险为魏氏设宴饯行，并相持恸哭，痛骂魏忠贤；于是引起大狱，周顺昌与高攀龙等好几名东林党领袖人物被逮。“黄门诏狱，群贤就鲊”即概叙这段始末，只用八字带过。“黄门”，宦官的指代。“诏”，圣旨，冤狱是阉党矫诏锻炼而成的。“鲊”，鱼经腌糟称作鲊。词中用以形容周顺昌等罹祸遭凌辱迫害。“激起金阊十万户”三句是上片最紧要和精采处。它既勾勒出五义士活动的大背景，即其时“苏民无少长皆愤”(《五人传》语)，从而足证颜佩韦等五人原非偶然而起的匹夫之勇，将五人的行为纳入了一个声势浩大的群体之中；同时也生动地描述了苏州市民忍无可忍、天怒人怨的真实场景和斗争的残酷激烈。“激起”二字是非分明，说明群众是被激怒的，祸首乃阉党。“白棓霜戈激射”句写市民的武装抗恶的激烈。“棓”，古农具之一种，借用为棍棒解。这里前后句中出现二个“激”字，后一个“激射”之“激”是前一个“激起”之“激”的具体行动化。是激怒了的民众的激烈反击。

　　接下里“风雨骤、冷光高下”是从氛围上加强冲突，但主侧面已移向阉党对人民的镇压。据载颜佩韦、马杰等痛诛东厂特务(时称“缇骑”)时，从者合万余人，而且正值天雨，阴惨昼晦。“慷慨吴儿偏嗜义”到上片结句“抉吾目，胥门挂”，是赞叹苏州市民及他们的代表人物的义不顾身，即使面对“提烹”——东厂缇骑的追捕杀戮，依然“谈笑何曾怕”！苏州，向以水柔山软的秀丽著称，吴地儿女也素有软语柔怀之誉。然而词人用“偏嗜义”三字作赞评，写出了他们在大事面前，在善恶判分之时的毅然决然的明朗态度，不游移、不踌躇、无所畏惧地慷慨起义。据传，五人被害之时，于暴风雨中谈笑自若。陈维崧所以拿他们与苏州历史上同样悲壮殉身的伍子胥作比，说他们也有着“抉吾目，胥门挂”——即使断首剜目仍然死而不屈的义烈精神，牺牲了也还要看看世道的更变，凶逆的下场！苏州市民的抗暴，五义士的被惨害，这事实本身已表明明王朝的腐朽昏愦、黑暗无道，必亡无疑。尽管崇祯帝即位后诛灭了魏阉，打击了阉党，但国势已不可逆转。这是当时有识之士无不为之哀叹的。此词也并没孤立地为赞颂五人之义而赞颂，而是把他们的壮举和牺牲放到历史发展的大背景中去思索。下片的立意就是由此出发的。“铜仙有泪如铅泻”和下文的“唐陵汉隧”，都是借用典实暗示明朝的覆亡。铜仙铅泪，是泛言王朝凌替时没落的悲哀。词人说，朱明王朝终究灭亡了，多少王侯公相也成为烟云过眼式的人物，“五人”者却虽死犹生，精神永在，火灾人们心中。此意虽未直接说出，但词人用“丰碑长屹立”五字赞“五人墓”，把“唐陵汉隧”归入“荒寒难画”之列，其意对照自明。“苔绣”句是赞颂五人墓的得到神护，一个“绣”字把天意人心都表现了出来。紧接一句“敢轻易、霆轰雷打”，加添一笔，强化凛然正气不可犯之意，这就是历史的“丰碑”、人心的“丰碑”，返照一切是非、善恶、兴亡的“丰碑”！所以，“苔绣”二句不是可有可无的藻彩文字，而是“长屹立”的形象表述，又是对首句“古碣穿云罅”的“古”字“穿”字的照应，一脉贯承。于是，在“五人墓”生气昂然、正气凛然的对照下，“唐陵汉隧”固然相形失色，“多少道傍卿与相”更要自惭形秽了！他们“对屠沽、不愧谁人者”，一个个都将头颈红赤，无地自容。屠沽本指屠夫和卖酒人，泛称出身微贱者。不要以为陈维崧在轻蔑颜佩韦等五义士，这儿实际是用此词语来与卿大夫等豪贵之辈相对举而已。这对廉耻道丧、祸国殃民的蠹虫以及颟顸无能、唯知守护一己俸禄的庸臣们来讲，不啻是尖锐的抨击。作为故明遗民子弟的词人，对已成为历史的往事是深有所感的，所以能发出这样警策的谠论。以论入词，虽自辛弃疾起已成为词的一种门径，但能不空泛，不枯燥，富其形象，并以气韵动人实大不易，而这恰恰是陈迦陵的一大擅场处。末二句以意象作结，说“五人墓”伟坐在野花溢香中，令人心折，令人神往。“野”字炼得自然而确切，暗合与“朝”相对的“野”。狼藉本意是纵横散乱，这里借引为从四面八方地袭人心魂。“暗香”常常被用来形容梅花的香气，与“暗”同义的“幽”字也是赞美兰花清香所必用的。山花野草香气清淡而深远，“暗狼藉”之野花清芬永留人们心头，正是对五人精魂的礼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