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内翰执事：我苏洵本是乡野平民，生活穷困，曾经私下叹息，觉得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慧的，也不可能都不肖。所以贤明正直的人处在世上，有聚合必有分离，有分离又必有聚合。过去天子正当有意于统治国家治理天下的时候，范仲淹公在宰相府，富弼公当枢密副使，执事您与余靖公、蔡襄公任谏官，尹洙公奔走于上上下下，在边防要塞施展才能。正当此时，天下的人，细如毛发的、实用如丝粟的才干，都纷纷起来，合成一股力量。而我苏洵自认为一己的愚笨无用，没有能力自我奋起，参与于众人之间，所以退下来修养身心，寄希望于大道的将会成功，从而可以再次见到当代的贤人、君子们。不幸的是自己的道德学问还没有修养好，范仲淹公西去，富弼公北上，执事您与余靖公、蔡襄公等，又被分别派到四面八方去，而尹洙公也失去了权势，四处奔走充任小官。我苏洵那时正在京中，亲眼见到了这些事情，无可奈何地只能仰天长叹，认为这些人离开朝廷，即使大道有成，也不足以为之庆幸。进而我又想，过去众位君子之进入朝廷，一开始，必然是有好人们推荐的；现如今，又必然是有坏人们离间的。当今的时势，要是不再有好人，那就完了啊！而如果不是这样，我又有什么可担忧的呢？姑且继续养我的心，让使自己的道德学问有更大的成功而期待着，又有什么妨害呢？退下来又过了十年，虽不敢说道已有所成，但是胸中自有一股浩浩荡荡之气，好像与过去不一样了。而余靖公正好在南方有所成功，执事您和蔡襄公又相继登上了朝廷，富弼公又从外任调入朝廷当宰相，这样的形势又可合成一股力量了。真让人高兴而自我祝贺，以为道德学问已经略有成绩并且真将有施展的机会了。接着又回过头想道，过去所仰慕爱戴的，但始终未能见其亲颜的，约有六位，现在将能去见见他们了。而这六位之中，范公、尹公二位已经去世，不禁为他二位暗暗流泪，感到悲伤。唉！这两位已经再也见不到了，而尚可宽慰我心的，还有四位在，则又正可宽慰自己。想到只剩四位了，所以又急急乎想见他们一面，以便把心里所想说的话都向他们一吐为快，而富弼公又出任了天子的宰相，边远地方的贫寒之士，没能马上在他面前说上话；而余靖公、蔡襄公，远的还在万里之外，只有执事您身在朝廷，您的地位还不是最高贵，正可以叫得应、拉得着、听得见我的话。但是身体又缠上了饥寒衰老等毛病，而耽搁了时间，叫我不能亲自登执事您的门庭来拜谒。想到我对你们一直怀有仰慕敬爱之心，十年而不得一见，而其中像范公、尹公二位已经去世；剩下四位之中，除了因为地位关系不能够随便互通说话以外，又怎么可以因为生病不能亲自前往拜谒而作罢呢？

　　执事您的文章，天下的人没有不知道的。但我苏洵自以为我知道得特别深刻，超过了天下之人。为什么这样说？孟子的文章，语言简约而意思详尽，他不说尖刻与斩钉截铁的文辞，然而话的锋芒却谁也不敢侵犯。韩愈的文章，好比长江黄河，浑然浩荡奔流宛转，像是鱼鳖蛟龙，万种怪异令人惶惶惑惑，却能遏制隐蔽而掩藏起来，不让它们自露于外；而人们远远望见它们渊深的光芒，苍茫的色彩，也就都自我畏惧而去躲避它们，不敢接近它们，正视它们。而执事您的文章，委婉详备，来来回回多曲折变化，却条理清晰通达，疏阔而畅适，无间隔，不折断，气势造极而语言净尽，急切的言词与高妙的论述，说来却闲适而平易，从没有艰苦费力的表现。上述这三点，都足以断然使您自成一家。只有李翱的文章，它的味道澹泊而隽永，它的光彩油然而幽静，高低谦让，颇有执事您的姿态。陆贽的文章，用词与达意，切近事理，准确恰当，颇近执事您的切实；而执事您的才华，又自有超过别人的地方。大致执事您的文章，不似孟子、韩愈的文章，而是您欧阳子的文章。乐于称道人善良而不谄媚于别人，是因为他的为人确实经得起这样的称道；那些不知情的人，则认为赞誉人是为了求得别人的欢欣。赞誉人以求人喜欢的事，我苏洵是不会做的；之所以情不自禁要称道执事您的光明盛大的德行，也是为了想让执事您知晓我是了解您的。

　　尽管如此，执事您的大名，早已遍知于天下，即使没读过您文章的，也都早就知道有欧阳修这个人了。可我命运不好，沦落在草野冷落的地方。而自己提高道德修养的心愿，近来粗有所成。想空手奉上不满一尺的书信让您评判，那样凭怎么能让执事您了解我，并相信我呢？我年轻时不好好学习，活到二十五岁，才知道要读书，和有学问的人一起交往学习。年龄大了以后，又未能刻苦磨砺意志、付诸行动，期望自己效仿古人，但看到和自己同列的等辈，又都不如自己，于是觉得自己可以了。后来感到写作的难度越来越大，就拿古人的文章来读，开始觉得古人所发言论，与自己的有很大的不同。常常反省自己，觉得自己文章的水平，似乎不应该只停留在目前这种状态。于是我把旧时所写的文章几百篇悉数烧掉，而拿起《论语》《孟子》、韩愈以及其他伟人贤士的文章，正襟危坐，整天都阅读它们，花了有七八年时间。刚开始，读进去的内容只觉惶惶然，接着广泛地考察这些文章外在的表达方式，则又害怕得惊叫起来。时间长了，读得也更精细，胸中豁然开朗似的明白了，好像人家的话本来就该是这样的。但我还是不敢提笔也这样写。时间更久了，胸中想说的话更多了，不能克制自己，便试着把它们写出来。以后又一而再再而三地读它们，只觉得文思泉涌，好像写出来是很容易的，然而还不敢自以为是啊。近日所作的《洪范论》《史论》等一共七篇，执事您看看，究竟写得怎样？啊！区区个人的一点感想，不明白的人又会把它看做是我在自我赞誉以求得别人来了解自己。我只期望执事您会念在我十年来对您的倾慕敬仰和努力求学的用心，从而明察我并不是偶然才这样做的。

注释
欧阳内翰：即欧阳修，当时他为翰林学士。唐宋时也称翰林内翰。第一书：第一封书信。
执事：旧时书信中对对方的敬称。布衣：平民。不肖：不贤。
天子：指宋仁宗赵祯。
范公：指范仲淹。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年），范仲淹为枢密副使、参知政事。
富公：指富弼。时任枢密副使，与范仲淹分掌北方、西方边事。
“执事”句：庆历三年（1043年），欧阳修时任太常丞并知谏院。余公：指余靖，时任右正言（谏官）。蔡公：指蔡襄，时任秘书丞知谏院。
尹公：指尹洙，庆历三年（1043年），尹洙知泾州（今甘肃泾川），又知渭州（今甘肃陇西），兼泾原路经略部署。当时正对西夏用兵，尹洙忙于策划军事。兵革：兵器衣甲，指战争。
毛发丝粟：比喻微小。
愚鲁：愚笨。
道：这里指道德、学术、文章。
范公西：庆历四年（1044年），范仲淹、富弼等人被夏竦等诬为朋党，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
富公北：夏竦诽谤，富弼惧，求宣抚河北。
分散四出：欧阳修因上疏为范仲淹辩白，于庆历五年（1045年）被贬为滁州知州。余靖出使契丹，学蕃语，曾在契丹主面前作蕃语诗，被御史弹劾，言其大失使者体统；庆历五年（1045年）五月，出为吉州知府。蔡襄论陈执中不可执政，仁宗皇帝不从，庆历四年（1044年）十月，因以亲老乞归，出为福州知州。
失势：尹洙因与边臣有争议，徙知庆州、晋州，又知潞州。后被御史刘湜罗织罪名，贬崇信军（治所在今湖北随州）节度副使，徙监均州（治所在今湖北光化）酒税。
时：当时，指庆历五年（1045年）。
忽忽：忧愁的样子。
推：荐引。间：离间，排斥。
成功：建立功绩。
登于朝：入朝任职。
宰相：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富弼由并州（治所在今山西太原）召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
既：不久。向：从前。
亡：死。范仲淹卒于皇祐四年（1052年），尹洙卒于庆历七年（1047年）。潸（shān）然：流泪的样子。
恃（shì）：倚仗。
止：仅仅。汲汲：心情急切的样子。
寒士：贫苦的读书人。遽（jù）：急速。
万里外：余靖时在桂州，蔡襄以枢密直学士知泉州（治所在今福建泉州），徙知福州，不久复知泉州。
差：稍微。
扳（pān）援：攀引。
痼（gù）：久病。克：能。
势：指地位（包括学识、文章在内）。通：通达。已：止。
愈：胜过。
约：简括。巉（chán）刻：山石险峻的样子，形容言辞峭厉。斩绝：形容言辞锋利。
韩子：指韩愈。
浑浩流转：流水汹涌、势头很猛的样子，这里比喻文章气势宏大。
鼋（yuán）：大鳖。
惶惑：疑惧。
渊然：深邃的样子。
迫视：近看。迫，逼近。
纡（yū）余委备：是说文章写得曲折详备。纡余：曲折。委备：详尽完备。
条达：条理通达。
容与：从容不迫。闲易：安闲平易。
三者：指孟子、韩子、欧阳子三家。断然：决然无疑。
李翱：字习之，韩门弟子。黯然：深黑的样子，这里形容文章意味深长。油然：自然流畅的样子。揖（yī）让：拱手行礼，形容文章谨严，合于法度。
陆贽：字敬舆，唐苏州嘉兴（今浙江嘉兴县）人，唐德宗时为翰林学士，后累迁中书侍郎、同平章事。谥号“宣”。所作奏议条理精密，文笔雄健流畅。切近：贴近，确切。的当：恰当，准确。
草野：乡野、民间。泥涂：污泥、淤泥，比喻卑下的地位。
粗成：基本完成。
咫（zhǐ）尺之书：指书札。《汉书·韩信传》：“发一乘之使，奉咫尺之书。”颜师古注：“八寸曰咫。咫尺者，言其简牍或长咫，或长尺，喻轻率也。今俗言尺书或曰尺牍，盖其遗语耳。”
士君子：指官吏、乡绅等人。游：交往。
刻意：锻炼意志。厉行：砥砺德行。
兀（wù）然：端坐不动的样子。
浑（gǔn）浑乎：泉水奔涌不断的样子。
《洪范论》：苏洵评论《洪范》的文章，文已不存。《洪范》：《尚书》中的篇名。
嘻：叹息声。
区区：微小，自谦之词。
十年之心：指作者多年来对欧阳修等人的仰慕和努力求学的用心。察：考察，这里暗含举荐之意。

　　这封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全文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其间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北宋中叶，官僚队伍庞大，行政效率低下，人民生活困苦，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社会危机日益严重。以范仲淹为首的开明派受到以吕夷简为首的守旧派的打击。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范仲淹被贬，欧阳修出于义愤写了《与高司谏书》刺痛了守旧势力，被诬为“朋党”，这就是北宋所谓党论之争。庆历三年（1043年），在愈演愈烈的社会矛盾下，宋仁宗重新起用范仲淹、富弼等一干大臣锐意进行改革，澄清吏治，减除徭役，史称“庆历新政”，但新政推行不久旋即失败。庆历五年（1045年），主持变法改革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当时在京城的苏洵目睹了这一切。苏洵少年不学，二十七岁时才开始发愤读书。宋仁宗嘉祐元年（1056年），苏洵年近五十，既未中进士，又非出身名门，他同两个儿子苏轼、苏辙一同进京，晋谒翰林学士、文坛领袖欧阳修，希望得到引荐，于是写了这封书信。

　　本文是北宋文学家苏洵写给时任翰林学士欧阳修的一封自荐信。书信先述当朝诸位贤人君子的离合变故，以表作者自己的慕欧之意；次叙孟、韩、欧文之间的比较，以示自己知欧之深；三谈作者平生之经历，坦露十年学道之心得，以求欧公之知己。文章千回百折，却丝丝入扣。尤其第一段中，采用层层剥笋之法，从诸贤的离合变故之中，层层转换分离，最终点出欧公，把十年求贤之心归于一人，又为后文作了张本。文章恣逞笔力，开阖抑扬，把苏洵的慕贤之心、求荐之意、平生之志叙述得既曲折周详，又委婉得体。

　　文章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通过对诸君子离合的叙述，作者恳切地说明了自己上书欧阳修的原因。六位君子行踪的离合是一条明线，集中描绘了自己仰慕贤良的心情；同时夹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是一条暗线，为第二三部分作了伏笔。文章开头按一般书信方式行文，执事是书信中常用的敬辞，表示不敢直呼对方大名，而说让其左右办事的人员代为转达。“洵布衣穷居，尝窃有叹”，很经济的几个字表明了自己的身份。“以为天下之人，不能皆贤，不能皆不肖。故贤人君子之处于世，合必离，离必合”。简洁明了的两句，似破空而来，很有气势地总领了全段文字的大意，同时也为下面文字立了依据。天下的人不可能都是贤才，也不可能都是奸佞，这是使贤人君子时而聚集、时而分散的原因。当然，苏洵这样从表面分析封建社会忠臣良将的得失，有他思想上的局限性。接下来，苏洵用三个时间内发生的事来具体叙述诸君子的离合。一是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天子方有意于治”，于是范仲淹除参知政事；富弼除枢密副使，分掌北方西方边防军事；欧阳修、余靖、蔡襄皆为谏官；尹洙以太常丞知泾州，旋以右司谏知渭州兼领泾原路经略部署。正是这个时候，贤豪毕至，天下才能细小平凡的人都“纷纷然而起，合而为一”，紧扣上文的“合”字。二是庆历四年至庆历五年（1044年—1045年），范仲淹出为陕西、河东宣抚使；富弼出为河北宣抚使；欧阳修出知滁州；余靖出知吉州；蔡襄出知福州；尹洙被贬监均州酒税。苏洵第一次出游京师，正好是庆历五年。他“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紧扣上文的“离”字。三是皇祐五年至至和二年（1053年—1055年），余靖迁工部待郎；欧阳修迁翰林学士；蔡襄迁龙图阁学士；富弼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宰相）。苏洵“喜且自贺”，以为“道”即粗成，可以有用武之地了。富弼、尹洙、余靖、蔡襄以及范仲淹、欧阳修都是开明革新派。苏洵这样写自己慕望爱悦他们，无疑是表明自己的政治倾向。与此同时，苏洵在文中还将诸君子离合与自己“道”之成与未成相联系。“道”在这里可以理解为学业，即文学才能。诸君子离时，作者“道业未成”、诸君子合时作者“道有粗成”。这在以学为政、科举取士的封建时代是表明自己才能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方面。在文学史上，这时候的欧阳修上继承韩柳的文学方向，领导着北宋文坛，反对“时文”（骈体文），提倡“散文”的古文运动，并作出了相应的成绩。在当时“时文”风行的时代，苏洵这篇文章却采用“散文”手法写成，这不能不使欧阳修在精神上为之一振。欧阳修在苏洵这次晋谒之后，极为称赞。

　　苏洵在文章的第二部分，迅速转到评文论学上来。他深知只有论文精到公允，才能表明自己“道有粗成”。“执事之文章，天下之人莫不知之；然窃自以为洵引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由称赞欧阳修的文章而论及文坛先辈。孟子的文章“语约而意尽”，韩愈的文章“深浩流转”，李翱的文章自然流畅，陆贽的文章委婉深长。用孟、韩、李、陆的文章来衬托欧阳之文，以说明了解欧阳文章之深。不仅评文精当，而且使文章气势起伏、波澜开阔。

　　第三部分从“道有粗成”的角度叙述自己求学刻苦的经历。文章巧妙之处在于并不直接表白作者在文学上有何成就，而是从学习经历和体会两个方面加以抒发。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苏洵举进士不第回去后，把自己以往写的文章全部烧掉，闭门不出，更加用功读书，直到通晓“六经”、“百家”学说，最后终有所成。正如文中自述：“由是尽烧曩时所为文数百篇，取《论语》《孟子》、韩子及其他圣人、贤人之文，而兀然端坐，终日以读之者七八年矣。”

　　《邵氏闻见后录》卷十五载，雷简夫《上欧阳内翰书》曰：“伏见眉州人苏洵，年逾四十，寡言笑，淳谨好礼，不妄交游……，张益州一见其文，叹曰：司马迁死矣，非子吾谁与？简夫亦谓之曰：生王佐才也”。可见时人对苏洵评价甚高。

　　全文在写作上有几个特点：其一，文辞简洁明了，随言长短。如叙述诸公离合的几段文字。“尹公驰骋上下，用力于兵革之地”，“而尹公亦失势，奔走于小官”等。准确简约，抑扬顿挫，且长短合宜。其二，结构精致细密，行文婉曲而不失波澜。如叙诸君子离合与叙自己道之成与未成两者的安置上，结合得天衣无缝，同时也为下文作铺垫。先合，后离，再离而复合，随着这条线写出了作者道之未成、道虽有成、道有粗成三个层次，从从容容，流畅婉转。这种特征极富宋人文章风味。它区别于唐文纵横开阖、奇峭突兀的特点，而更显得洋洋洒洒。其三，叙事、议论、抒情融于一体。叙事当中夹议论、夹抒情，但却不显生硬。如诸君子由合变离的一段叙事后，有一段议论“既复反思，念往者众君子之进入于朝，其始也，必有善人焉推之；今也，亦必有小人焉间之”。然后接两句反问，这两句反问即带浓厚的抒情色彩。又如“洵时在京师，亲见其事，忽忽仰天叹息”，这是抒情；接着“以为斯人之去，而道虽成，不复足以为荣也”，又是发议论。而议论与抒情又同时围绕叙事展开，使文章情韵生动，感人至深。此外，文章以第一人称叙述，显得感情丰富，亲切自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