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
　　人没有不愿意当安定社会的老百姓的，人没有不愿意当长期安定的社会的老百姓的。社会安定一百年以上，可以算长久了。可是说到它的住户人口，就比三十年以前增加了五倍，比六十年以前增加了十倍，比一百年以前、比一百多年以前不只增加了二十倍。

　　试以一个家庭来计算：（他们）高祖、曾祖那时候，有十间屋子，有一顷田地，自己一个人，娶媳妇以后不过才两口人。两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是富富有余的。以一个男人得三个儿子计算，到儿子这一辈就是父子四个人，（三个儿子）都娶了媳妇，全家就有八口人，八口人就不能没有雇工帮助，这样就不下十口人了。十个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我知道他们住的仅仅够，吃的也仅仅够。（他们的）儿子又生了孙子，孙子又娶了媳妇，其中体弱年老的有的去世了，可是（全家）也已不下二十多口人了。二十多口人住十间屋子，吃一顷田地出产的粮食，即使算计着饭量来吃饭，量着身长来住宿，我知道它必然不够。由此到了曾孙这一辈，由此到了玄孙这一辈，比高祖、曾祖的时候人口增加已不下五六十倍，这就是高祖、曾祖的时候是一户的人家，传到曾孙、玄孙的时候，不分到十户是不休止的。这其间有人口减少的人家，也就有人丁繁衍的家族，增加的人数也足以和减少的人数相抵。

　　有人说：“高祖、曾祖的时候，空地还没开垦完，空屋子也没有住满。”可是住户人口不是只增长一倍就停止了，或者只增长三倍五倍就停止了，而是增长十倍二十倍，因此，田地与房屋的数量常处于不足的地位，而住户人口常处于有余的地位。更何况有兼并土地的人家，他一个人占着可容一百人住的屋子，他一户占有一百户的田地，遭到风雨霜露饥寒倒地而死的人到处都是，这还有什么奇怪的呢？

　　（有人）问：天地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我们）说：水旱疾病之灾，就是天地调剂人口数量的方法。可是，老百姓遭到水旱疾病之灾而死亡的，不过十分之一二。（又有人）问：国君宰相是不是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呢？（我们）说：使野外没有闲置的田地，使百姓没有剩余的劳力，新开辟的疆土，迁移佃农去居住，赋税繁重的百姓，斟酌过去现在的情况削减一些，禁止浮华浪费，控制兼并行为，遇到水旱疾病之灾，就打开公仓拿出府库所有的东西来救济，只不过如此而已，这就是国君和宰相调剂人口的方法。

　　总之，社会长治久安，天地不能不增加人口，可是天地用来养活人的东西，原本不过这有限的数量；社会安定的时间长了，国君宰相也不能不叫百姓生孩子，可是国君宰相能为百姓考虑到的，也不过上述一些办法。可是一家之中有十个子弟，其中不听教导的常常有一两个，再加上天地广阔，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怎么能全都遵从上面的约束呢？一个人的住房用来供十个人住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住呢？一个人的吃的用来供十个人吃已经不够了，何况供一百人吃呢？这就是我为安定社会的老百姓忧虑的原因。

注释
治平：太平盛世。
宽然：宽裕貌。
佣作：受雇为人种田。
不敷（fū）：不适，此是不够之意。
曾：曾孙辈。
玄：玄孙辈。
消落：减少。
曾：指与自己隔着两代的长辈与晚辈亲属。
廛（chán）：房屋。
浮靡（mí）：奢侈。
生：使……生存。
游惰不事：游手好闲。

　　文章以“治平”名篇，开头即从“治平“说起。先放纵一笔，指出人们的一种共同的心理：乐意生活在治平之世；再进一层：乐意长久生活在治平之世。接着笔锋一转，直入正题：康熙、雍正、乾隆三朝治平既久，然而带来人口急速增长这一社会问题。如此行文，意在突出论题的重要性，说明人口问题关系到国家能否长治久安，应该引起治平之民的关注。

　　文章的第一段仅是提出问题，第二段就对提出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作者以一家为例，对从高祖、曾祖一直到曾孙、玄孙几代的人口繁衍和生计安排情况进行了精细的计算。这一段文字，层层推论，步步逼进，使人清楚地看到：一方面人口不断繁衍，另一方面生产和生活资料依旧原数，两者之间的矛盾在高祖或曾祖时尚未暴露，到子辈时已经显露，至孙辈时很为突出，而到曾孙、玄孙时更趋尖锐。治平既久，人口之所以成为一个社会问题，其原因也就在这里。文章写到这里，已从正面将道理基本说清。由于这一段的重点是说明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生产和生活资料不能满足人们的需求，所以推算时把生产和生活资料当成几代不变的常数（“田一顷”、“屋十间”），这样自然会引起异议，针对这一异议，作者在第三段中作了辩答。首先，承认田和屋确有所增，但指出，所增有限，远远赶不上户口“增至十倍二十倍”的速度因而人们的生活贫困化必不可免。接着又深透一层，指出兼并之家强占民屋、侵吞民田的严重情况。这不仅进一步说明辟点隙地、居些空屋无济于事，而且大胆地揭露和抨击了当时少数豪门掠夺以淫乐、大批百姓冻馁而惨死的极不合理的社会现象，这是值得肯定的。

　　作者不仅看到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而且认真探索解决这一问题的办法。文章的第四段通过自问自答说明，天地虽然可以用使人民遭受水旱疾疫的办法来减少一点人口的数字，君、相虽然可以采取开辟新土、减轻赋税、提倡节俭、抑制兼并、开仓救赈等措施来克服一些人多带来的困难，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调剂之法，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问题。

　　文章的末段总结全文，将自己对人口问题的见解作了清楚的概括。一方面，治平之久，“天地不能不生人”，人口势必不断增加，而天地用来养家活口的资料就那么多，这样，人口问题必定日趋严重；另一方面，君、相只不过能采取有限的一些调剂之法，何况这些调剂之法还不能一一奏效。因此，人口问题虽严重而不能解决。文章结尾处，连用两个反问句，再次强调了人口问题的严重性，表达了作者深深的忧虑。

　　这篇文章观点鲜明，论析层层深入，结构严谨，富有内在的逻辑力量。由于历史的局限，作者不可能提出根本解决人口问题的主张，因而得出了悲观的结论。但是，他对人口问题所作的研究至今仍有参考价值，在世界人口理论研究史上也有一定地位。他对人口问题的某些见解，如认为土地房屋“不过增一倍而止矣，或增三倍五倍而止矣，而户口则增至十倍二十倍”，与英国著名人口理论家马尔萨斯关于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而生活资料按算术级数增长的观点相似，且比马氏早提出五年，因而洪亮吉被人称为“东方的马尔萨斯”。

　　《治平篇》选自 《洪北江全集·意言》。《意言》写于乾隆五十八年（公元1793年），是一组议论散文，共二十篇。所论内容广泛，涉及哲学、世风、吏治、社会经济等各种问题，其中有不少独到的见解。乾隆六年（公元1741年），全国人口为一亿四千三百四十万多，到五十五年则有三亿零一百四十八万之多，五十年中增长了二点一倍。洪亮吉究心世务，居安思危，能透过“盛世”表面的繁荣，敏锐地发现并提出人口问题来加以考察研究。

　　这篇文章讨论的是与人口有关的问题。文章一开始即摆出了这一矛盾现象，接着以房屋田地为例加以说明；作者指出，人口的增长超过了自然条件与人为补救措施的限度，天地与君相都无能为力，这就隐伏着危机。他认为人口增长过快会对社会稳定会造成负面影响，对经济发展也会带来不安定的因素，因此向当时的统治阶层提出，应适当调剂人口规模。全文表达了作者为处于治平之世的百姓的忧虑，他虽然没有指出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但提出控制人口这一社会问题，颇有先见之明。